学术观点|徐盛桓教授：隐喻研究认识论的前提性批判——“假物说”与“指事说”的理论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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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徐盛桓教授：隐喻研究认识论的前提性批判——“假物说”与“指事说”的理论意蕴

徐盛桓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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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研究认识论的前提性批判

——“假物说”与“指事说”的理论意蕴

作者：徐盛桓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发表在《外语教学》2018年第2期

以下是文章的核心部分，限于篇幅，部分内容有删节，全文请参阅知网。

1. 隐喻机制基础性因素的物和事

(有删节) 学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学术追问, 关注有关学术议题的学理基础、前提、性质和界限, 关注其正确性、可行性、实用性和优越性等, 而不仅仅只是对其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一般说来, 所谓前提性批判大致有两种”, 本文运用到的是其中的一种:“对一种理论、学说或重要命题思想来源进行方法论拷问, 以昭示该理论、学说或命题应有的真实特性。” (叶险明2014:3) 就隐喻研究来说就是要追问:从方法论、认识论来说, 现行的理论建构能不能回答隐喻运用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我们试图通过对古代运用类比隐喻的分析, 对隐喻研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假物说”与“指事说”———进行实例论议, 弹射臧否, 剖析毫釐, 擘肌分理, 以昭示这些理论应有的真实特性。

隐喻是一种非字面义的表意方式, 是一种修辞手段, 是语言运用中进行释义的多种技巧和方法之一。我国对隐喻的运用和研究都很早, 但宋代以前没有用“隐喻”这个说法来作为修辞术语, 这样的用法最早是从宋代陈骙的《文则》 (1998) 开始的, 但本文先借用“隐喻”这个说法概称这种表意的手法。隐喻并不着重于对真实状况作直接如实的记录, 而是通过想象和创造性的加工, 运用审美意象的建构, 内在地蕴含说话人的目的和理想, 进而建造推理如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的可能条件, 把未便或不容易以必然的方式说出来的东西, 曲折地揭示或隐含式地间接表达出来, 使读者产生深刻而新奇的印象和感受, 因而能对对象得到更为形象的理解。吊诡的是, 这样并不着重于对现实状况描写和记录的隐喻, 其机制所运用到的基础性因素大多数是属人世界实实在在的本体论事物。这从方法论认识论来说是怎么回事?这就要回到对“假物说”与“指事说”的批判性的研究上来。

关于隐喻运用机制的研究, 当代认知语言学有一个著名的说法:“隐喻的实质 (essence) 是通过一物 (one kind of thing) 以理解和经验另一物。” (Lakoff&Johnson1980:5) 这是对隐喻运用之所以可能的方法论认识论的一种解释, 我们称之为“假[假借]物说”。

我国古代学者对“隐喻”运用机制早期也主要持假物说。我国古代对隐喻表达法叫作“比”, 或“譬 (辟) ”、“譬喻”、“比喻”等。秦汉之际毛亨作《诗诂训传》云:《诗经》有六“义”, 即“风雅颂赋兴比”, 前三者指三种诗体, 后三者指三种诗作的表现手法 (张震泽1983:2) , 其中的“比”主要就是指《诗经》里诗作所运用的隐喻表现手法, 例如刘勰说《诗经》里有的诗用“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 凡斯切象, 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 若斯之类, 皆比类者也” (祖保泉1993:697) ;这里所用到的诸如比类、比义的说法, 以及喻、譬、类、写、拟、方等, 说的都是比喻, 变换一下说法是为了避免用字重复单调。“比”的叫法可能来自“比”字的字形:“比”是两个人并排而坐的象形 (《汉字图解字典》2012:1024;《简明古汉语词典》1986:25-26) , 又像是一组“耦”;“耦”表示 (古代) 二人一组进行耕作的组合 (《简明古汉语词典》1986:491) 。这就形象地表示, 在我国古人的认识中, 汉语隐喻的典型表达手法就是“假象取耦, 以相譬喻” (刘安《淮南子》) , 即假借某物同被表达之物结成“比”或“耦”以相譬喻。我国古代学者早期就是这样地认为隐喻是假借另一物以“彰之”而实现的, 这也就是“假物说”, 例如墨子认为:“辟也者, 举物而明也。” (墨子《小取》) 荀子认为:谈说之术“譬称为明”, “善假于物也” (荀子《非相》) ;东汉王符认为, “譬喻者, 生于直告之不明, 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 (潜夫论《释难》) 等。

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学术很发达的时期。刘勰 (约465-520) 在《文心雕龙》里对“比”做出的说明则认为, “何謂为‘比’?盖写物以附意, 扬言以切事者也”, “比者, 附也。……附理者, 切类以指事” (祖保泉1993:697-700) 。这就是说, 这时我国古代已有人认识到, 隐喻表义所“附意”之“物”要在“指事”的基础之上, 而用作为语言的表达 (“扬言”) 则要“切事”。这已经由“假物说”发展为“指事说”了。

“假物说”和“指事说”表明, 古今中外学者认为, 隐喻运用机制其基础性的因素或要动用到“物”, 或要指称“事”。本文拟通过对隐喻, 特别是类比隐喻运用的研究, 对其机理进行分析, 探讨隐喻运用的基础性因素“物”或“事”于此的性质。（有删节）语言研究也要出思想、出理论, 不能就事论事, 不要使语言研究沦落为只提供用法指南的工具书水平, 而要站在原则性的理论高度, 不纠缠于技术性问题的一般描写和经验层面的过程叙述, 而是立足于本体论事实与本体论承诺的理论层面分析, 将隐喻运用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问题:

1) 隐喻的运用与研究是在什么前提下进行的;

2) 如何理解隐喻机制的“假物说”与“指事说”;

3) 隐喻的运用与研究最终是如何依托本体论事实和本体论承诺理论进行分析的。

2. 隐喻运用和三类“世界”

隐喻表达是一种非字面义的表意方式, 汉语英语都经常运用。英语通常见到的只有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在修辞学的论著里所提到的隐喻运用的例子, 用概念隐喻理论的术语来说叫“概念隐喻”, 本文称之为“隐喻的概念性表达” (conceptual expression of metaphor) , 也就是用概念来表达的隐喻关系。概念隐喻分“新隐喻” (novel metaphor) 和惯用法隐喻 (conventional metaphor) 两种表达形式;惯用法隐喻的例子略, 因为本文对此不研究;新隐喻的例子如:Juliet is the sun/my wife…whose waist is an hourglass/my doctor is a butcher等, 这些例子所发生的隐喻关系只是在两个概念Juliet-the sun/waisthourglass/my doctor-butcher之间, 其中有一个例子是有定语的, 有些表达式可能还有状语等。我国自古代以来则至少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隐喻表达方式, 就是隐喻的概念性表达和隐喻的命题性表达 (propositional expression of metaphor) , 后者使用命题来表达隐喻关系。这样的命名是因为二者分别用到概念和命题来作的初步区分。概念性表达同英语的概念隐喻中的新隐喻表达式相同或相似, 汉语表达的例子如“ (君子) 顒顒卬卬, 如圭如璋”[顒顒卬卬, 器宇轩昂的美好貌] (《诗经·大雅·卷阿》) 、“蜉蝣掘阅, 麻衣如雪[阅, 通“穴”;蜉蝣出生后挖穴出来, 翅膀白雪雪]” (《诗经·曹风·蜉蝣》) , 但本文不再专门研究概念隐喻性表达的表意方式, 因为这已是人们熟知的;下面举一些隐喻的命题性表达的例子, 如:“树欲静而风不止 (A) , 子欲养而亲不待 (B) 。” (《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 这是从以命题表达的事件“树欲静而风不止”所得到的“这是不以主体 (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来体验另一事件“子欲养而亲不待”, 后一事件背后的事理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隐喻表达式也可以表达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正如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样) ;再如“川渊深而鱼鳖归之, 山林茂而禽兽归之 (A) , 刑政平而百姓归之, 礼义备而君子归之 (B) ” (《荀子·致士》) , 这是用山川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对生活于山川的生物的影响类比人民和官员的归附同生活和工作于此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关系。这种命题性表达的隐喻表意方式就是本文要研究的类比隐喻———“类比隐喻”是本文对此的正式命名。之所以称之为隐喻, 以上面两则为例, 都是以 (A) 来比喻或称类比 (B) ;详细一点说, 就是 (A) 与 (B) 的事态相近相似, 甚至其表述方式也表现出对称、平行或一定程度的相类, 而支持 (A) 背后的事理与支持 (B) 背后的事理也相同相似, 所以可以进行类比, 从事 (A) 来认识另一事 (B) ;之所以称为“类比隐喻”, 是因为从 (A) 去感受、体验、认识 (B) 要靠类比推理。一般说来, (A) 多涉及自然界常见的、日常生活常见的、平白浅近而易于理解的事, (B) 则为相对抽象的、较为深奥的、需要思考才能够领悟的事, 例如, “……父之所贵者, 慈也;子之所贵者, 孝也;兄之所贵者, 友也;弟之所贵者, 恭也;夫之所贵者, 和也;妇之所贵者, 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 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 敬之;见幼者, 爱之。有德者, 年虽下于我, 我必尊之 (B) 。……此乃日用常行之道, 若衣服之于身体, 饮食之于口腹, 不可一日无也 (A) , 可不慎哉!” (《朱熹家训》) 这就是说, 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对父母孝顺、兄作对弟友爱、弟作对兄恭敬、人对师长有礼貌、人交朋友讲诚信等等, 这些比较抽象的人伦关系, 其重要性朱熹将它们比作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 这些是不可一日无的;既然父慈子孝等这些行为就像吃饭穿衣那样不可一日无, 那就变得非常易于把握了。下面这些例子明显表现出 (A) 对于 (B) 存在的类比关系, 而由于 (A) 是我们的日常经验可以体验的, 就可以通过 (A) 领悟 (B)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A) , 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B) ” (《荀子·劝学》) ;“良农不为水旱不耕, 良贾不为折阅[亏损]不市 (A) , 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B) ” (《荀子·修身》) ;“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白沙在涅[黑色的泥土], 与之俱黑 (A) 。……故君子居必择乡, 游必就士, 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B) ” (《荀子·劝学》) ;“君子絜[通“洁”]其身而同焉者合矣, 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 (B) 。故马鸣而马应之, 牛鸣而牛应之, 非知也, 其埶[本能]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 新沐[洗头]者弹其冠, 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清爽干净], 受人之掝掝[灰暗貌]者哉 (A) ” (《荀子·不苟》) ;“刍豢稻梁, 五味调香, 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 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 黼黻文章, 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 琴瑟竽笙, 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 越席床笫几筵, 所以养体也 (A) , 故礼者养也 (B) ” (《荀子·礼论》) 。

对于这种隐喻表达的运用, 我们曾在《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与汉语隐喻研究》有过初步的涉猎, 开列了近20个古代和现代的用例。这种在我国古代很常见的隐喻运用形式, 但清末民初以降近一百多年, 由于西学东渐以及中国学者译介日本西化的修辞学著作的出版, 和近三、四十年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的译介流行, 中国的修辞学的部分内容, 特别是同隐喻研究有关的内容, 已经基本承袭了西方修辞学研究的传统, 现在类比隐喻表达在我国修辞学和隐喻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已经很少有研究者作为隐喻提到。现在我们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的精神, 对这类的隐喻表达进行挖掘性的研究。

按照概念隐喻理论的说法, 上述的概念性表达是用对太阳的感受来理解朱丽叶的为人、用圭和璋来比喻器宇轩昂的君子的美德, 这里用到的是“物”;对命题性表达, 按照“指事说”的说法, 是用有水渊深的环境则鱼鳖至和有树林茂的环境则禽兽归, 来类比有刑政公平的社会环境百姓就归来和有讲究礼义的官场环境则君子就归附, 这里用的是“事”。如果不做深入追究, 只作表面上进行一一对应的分析, 隐喻中的“假物”和“指事”是合理的。

理性思维是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注重规范性、规律性、逻辑性、精密性、因果性 (徐盛桓2016:79) 。深入的剖析毫釐、擘肌分理的分析和思考告诉我们, 人们生活所面对的现实世界里的“物”和“事”, 其实可能涉及三类“世界”:自然世界、文明—文化世界、意义世界;在后两个“世界”中, 物同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从这三类“世界”的视域来考虑, 对“假物说”就要做些深入而细致的思索。

本然形态的“物”存在于自然世界里, 是自然而成的, 所谓“春观万物之生, 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 (王充《论衡·自然》) 。“事”则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 这样的结果也必然牵涉到物, 但这时的物就不再是本然形态的“物”, 而是存在于文明—文化世界里的物和存在于意义世界里的物, 是历史文化的产物, 是人“做”出来的, 是人“研究”出来的, 而意义世界里的物, 更是语言运用主体当时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融合的结果。

正如韩非子所说, “事者, 为也”,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韩非子·喻老》) , 无论难事、易事、大事、小事, 都不同于大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万物, 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古人曾精辟地说过:“物有本末, 事有始终, 知所先后, 近乎道矣。” (《礼记·大学》) 。“物有本末”是从物在空间维度来说的, 物有自身形成空间, 如一棵自生自灭的花草、一个自升自没的星辰, 有它们自身本体论结构的规定性, 不牵涉到认识者、做事者之类的人;“事有始终”则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 事是人做出来的, 通常有一个起始和终结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人对物的实践活动的先后秩序, 如栽培一棵花、观察一个星座, 这些都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所谓“近乎道”就是知道物的先后秩序的规定性而满足人的需要, 例如一棵自生自灭的玫瑰花移植到营养土里, 就会成长为主体喜爱的盛放美丽花朵, 看起来像主体心目中的爱人;或者观察到北方的几颗星星, 发现它们排列起来像一个盛酒的“斗”, 就有宋代的苏东坡加以利用, 写出《前赤壁赋》著名诗句“月出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自然世界的物固然有它的本体论的优先性, 但是不参与到“事”中的自然物, 例如自然界自然发生和存在的江河湖海, 其价值和意义是难于确定的:是提供航运、发电、灌溉、捕捞、养殖、旅游等之利, 还可是泛滥淹没大地、造成人类的灾难等等, 这样的意义和价值是不确定的。试解读范仲淹的词《苏幕遮》里的物:“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连波, 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黯乡魂, 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尽管在词里, 这里所提到的“物”都已经参与到一定的“事”里, 但这里的“物”到底比喻什么?人们应如何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词评家张惠言认为词中之“芳草”是喻“小人”、黄蓼园认为全词隐喻“忧天下”、而胡云翼则认为“芳草远接斜阳外的天涯”是暗指远方的故乡 (胡云翼1982:8) 。这里不能确定。物在语言表达中其意义是要通过语言运用的主体在“事”发生的环境下按照主体的目的性而作出承诺才能相对确定下来的。

综上所述, 物存在于三类世界:自然世界、文明—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自然形态的物是自在的;进入到文明—文化世界、意义世界, 所涉及的“物”则是通过人做的“事”而表现出来的;物在这三类世界里是可以发展的, 可以从自然世界的物发展为文明—文化世界的物, 又可以从文明—文化世界的物发展为意义世界的物。这样看来, 隐喻运用的基础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事”, 而不是物的本然形态的存在。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 在隐喻研究中, 不能笼统地提“通过一物以理解和经验另一物”;只是应用本体论事实的分析是不够完善的, 还须要引进本体论承诺的分析。

3. 隐喻表达中的物与事

3.1 隐喻概念性表达中的物与事

从方法论认识论来说, 隐喻运用何以可能, 说到底, 就是要厘清物与事的关。为了进一步对隐喻运用中“假物”与“指事”做比较, 这里先简单说一说隐喻概念性表达中的物与事。

试分析两个例子。首先是隐喻表达“物虽胡越, 合则肝胆”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中的物与事, 这是刘勰《文心雕龙》里“比兴”一节结束语 (“赞”) 里的一句, 这是将用作比喻之物同被比喻之物 (即喻体和本体) 比作北方的胡人与南方越人的关系。它的意思是说, 胡人和越人相距遥远而毫无关联, 但用此来比喻喻体和本体, 它们虽然像胡人与越人那样毫无关系, 但二者能像肝和胆那样配合得当, 那么这个比喻就可以用。这里的“物”进入到什么“事”?同“事”又有什么关系?再看另一个例子:“有匪[通“斐”, 有文采]君子, 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 (《诗经·卫风·淇奥》) , 这是以“金、锡、圭、璧”等来比喻“君子”之美德。同样, 这里的“物”发生了什么“事”?同“事”又有什么关系?

隐喻是植根于培育出这样的隐喻思维的文化沃土之中的, 使用汉语的人们自小耳濡目染, 受过有关文化的熏陶, 对这样的文化传统会有所了解;没有这样的文化内容对语言作出这样的映衬, 就不会构成这样的隐喻 (徐盛桓2016:2) 。无疑, 胡、越是自然存在、自然分布的民族, 但是起名为胡越及其定居点和政权的建立, 却是人为的事件, 而认识这样的事实也是人为的认识, 不然就不会被刘勰提到。而金锡圭璋等也是人类文明—文化的产物, 绝对不会是指自然界的金沙金矿或山上未开采的玉石。这两个例子的表达式用到的都是概念, 用以表示隐喻关系的都是“物”, 但它们必定是有规定的。肝胆是在人研究之后才认识到它们是“肝胆相照”的, 才有“物虽胡越, 合则肝胆”的表达, 正所谓“胆附于肝, 相为表里, 肝气虽强, 非胆不断, 肝胆相济, 勇敢乃成” (《黄帝内经·类经·脏象类》) ;金、锡、圭、璧等, 是指已经加工提纯了的金锡和加工后的圭璧, 是人类已经在观察、冶炼、雕磨、交往等实践中认识了它们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审美价值。这就不是没有规定性之物, 而是打上了人做“事”的烙印;就算在谈话中提到距离一百几十个光年的某不知名的星体、多少倍显微镜放大才能观察到的某不知名病毒, 只要它们进入到人类注意的视野, 就是文明—文化世界的产物。隐喻运用的物就是这样有规定性存在的物。在莱科夫和约翰逊的说法里, 物指的是什么物是不明确的:是指自然世界里的物还是人世间发生的事件中所涉及的物, 这些物是如何进入到属人的世界里, 都是不明确的。这就需要澄清。

3.2 隐喻命题性表达的物与事

在隐喻的命题性表达式里, 我们见到的是一件件的“事”, “物”就是包含在事里的, 所以这里先要谈一谈在文明—文化世界里和意义世界里“物”与“事”的关系。例如:“鱼, 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章句上》) 在这个世界里, 物和事是形影相随、声响相应的;“物”依附于“事”、做事不能没有对象即有关的“物”, 用哲学的话语来表达就是, “人通过‘事’而与‘物’打交道, 在此意义上, 人与‘物’的关系, 乃是以人与‘事’的关系为中介” (杨国荣2016:76) 。这就是说, 物与事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要通过人做事为中介:人做事一定要有“物”作为对象。没有物就做不成“事”, 但不提到“事”就不显示出这里的存在物, 这个做事过程的活动无论是劳动操作, 还是观察实验, 还是思考研究。

“事”是属人世界里人所做出的事, 一定涉及物, 所以指事一定蕴含并利用了物, 而“物”唯有融入于“事”才呈现其具体的意义和价值。例如“良弓难张, 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 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 然可以致君见尊” (《墨子·亲士》) 。弓箭可以用在战场、马匹可以用在旅途、人才可以用在治国, 这些是这些物的一般用途;但这里已经撇开了具体的用途, 在一定的“事”当中被利用, 这就呈现其具体的意义和价值。这里显示了隐喻机制研究的“指事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说了事一定包含了事所包含的物及其可能的所喻, 但说了物不一定承诺主体的所喻。

当然, 隐喻的运用并不一定要同对它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不论人们持日心说还是持地心说, 地球和太阳还是不变地按照自己的运动轨迹运动, 不因人们对它们的认识而有所改变。隐喻已经运用了几千年, 不论学者们对它作出什么样的揭示和解释, 隐喻还是不变地按照自己的运作方式为人类服务。隐喻的表达规律从根本来说是不变的, 变化的只是学者们的研究一步一步地迫近隐喻自身的精要, 其自身的本质。

3.3 指事说事认识上的飞跃

从思维维度来说, 隐喻研究从“假物说”发展为“指事说”, 是认识上的飞跃。刘勰在一千多年前能够意识到“物”有本然存在的物, 还有“事”所包含的“物”, 隐喻运用中的“物”要通过“事”才能展现它的意义和价值, 因而作出了与前人不完全一样对隐喻的说法,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这看到了我国古代学者的智慧, 也看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从“假物说”发展为“指事说”是认识上的飞跃, 它是对纯粹本然状态的物的扬弃, 意味着承诺这物之现实应然性。这时的物是本然存在的物与体现了主体目的性与语境制约下的物的意义和价值的统一, 既是本然存在物又不是本然存在物。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有机体, 在每一瞬间既是它的本身, 又不是它的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540) 这一论述也适合于隐喻表达式, 这既肯定了表达式中所引之物的内在同质性, 又肯定了该物在隐喻表达环境下的变化和发展。无论是隐喻的概念性表达还是隐喻的命题性表达中提到的物, 都是事与物一体化的“有机体”, 恩格斯的论述道出了隐喻表达式这个“有机体”的本质, 是我们研究隐喻的重要理论参照。

隐喻表达式中提到的物, 既有内在之同质性, 又在表达运用中有变化和发展, 这就涉及现代哲学家蒯因 (W.V.O.Quine) 所说的本体论事实和本体论承诺的理论 (Alston 1958:8-17;Quine 1960:210, 214, 270;蒯因1987:90-95) 。蒯因的这一理论自有其自身哲学和逻辑的意图, 是我们把它用在隐喻表达中, 这是运用他关于语言表达就是对本体论作出的承诺的观点:“一般地说, 何物存在不依赖于人们对于语言的使用, 但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于其对语言的使用。” (蒯因1987:90) 所谓本体论事实首先是该物的本然性存在的本性, 本体论事实和本体论承诺分别就是:这个对象是什么和我们对对象可做什么的阐释;这就是说, 所谓本体论承诺指的是在语言表达中语言表达者所承诺该物可能有的特性及其对此的发挥。当然这特性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这特性是在本性基础上在语言表达者所处的境况和他的目的制约下生发出来的。这样看来, 在隐喻的运用中不但要追问本体论事实“是何物存在”, 而且要本体论地承诺“我们说是何物存在”, 用一个形式化的表示就是:喻体T本体论承诺事物K的存在, 当且仅当T的确导致了K的存在。

在哲学的认识中, 不问本体论承诺而只讲本体论事实, 是离开了认识论的本体论, 是独断的本体论;只有在以本体论承诺为前提下讨论本体论事实, 才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本体论, 达到了“没有认识论反思的本体论是无效的”的理论自觉。“肯定现实世界基于‘事’, 则既蕴含着扬弃存在的本然性, 也意味着承诺其实然性。” (杨国荣2016:76) 这就是在隐喻研究中的“假物说”与“指事说”的理论意蕴。

本文以语言的社会性为出发点, 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应关系和机制对语词、语句及其意义做了经验主义的发生学的研究。

4. 结语

隐喻是在意义世界中运用的。意义世界涉及的是人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 思维对隐喻所指称的事及其在事中所包含的物作出了必要的扬弃, 不但要对本体论事实作出展示, 还特别要进行本体论承诺的追问;归根到底, 隐喻的运用就是在本体论承诺中实现的。

（有删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外语界开始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 到21世纪初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学者们主要精力集中于对此的学习、模仿和套用, 而由于中国传统上比较缺乏理论探索与创新的自觉, 未能在学习中以一种理论思维来联系和阐发中国传统的经验, 因而当下语言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以至话语体系, 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西方, 致使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些热门话题基本上是以“据西释中”的模式进行的, 不但理论建构缺失, 甚至本土语言现象的认识也变得模糊, 例如在我国的外语界的语言学刊物中很少看到有或不认为有汉语特点的含义、隐喻、构式等语言现象, 就是例子。

诚然, 不容忽视的是, 我国的当代隐喻学学术创新还较单薄和稚嫩, 既没有为学科的建构和发展奉献出为自己独有而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没有大规模地将日渐成熟的理论适用于日常交际当中验证其理论确凿性, 裹足不前 (孙毅2015:21) 。就隐喻研究来说, 中西方赖以支持其理论展开的哲学致思是不同的。“中国哲学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行’而不是‘思’, 它构成的主要是价值体系而不是知识体系。这种致思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哲人们置身于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之中, 崇尚躬身实践” (王玉平2014:24) 。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隐喻建构思想最突出的特征是从价值系统而不是知识系统来考虑隐喻的建构;这一点, 我们在隐喻研究中, 特别是隐喻的命题性表达研究中感受特别明显, 隐喻研究中的类比隐喻就是在这样的哲学致思之中发展起来的。学术总是在自身的积累过程中前进的, 没有根据自己的观察、没有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深切感受, 我们的隐喻研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不中不西的怪物。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提供方法论, 在于提供对语料进行新思考的视角和维度。有了这个认识, 就可以更好地展开汉语隐喻的研究。

参考文献

略

推荐文献

[1]Lakoff, 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孙毅.当代隐喻学在中国 (1994—2013) ——一项基于CSSCI外国语言学来源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3) :17-22.

[3]徐盛桓.心理因果性视域下汉语身体—情感隐喻解读——身体—情感语言表达研究之二[J].外语教学, 2016 (3) :1-7.

[4]徐盛桓.第四范式:语言研究的新理念[J].英语研究, 2016 (2) :76-87.

[5]徐盛桓.在“文化自信、语言自信学术工作坊”的发言[R].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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