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式编译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部分承担起编辑的职责，与目标语编辑合作，对目标文本在结构、语言，甚至风格等方面进行显性编辑或操纵，是更高程度上的“连译带改”，即“蓝铅笔下的劳作”；经由回顾式编译的目标文本，有时会反过来影响源文本，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改写”或“重写”。此概念由葛浩文提出，并广泛用于其英译中国当代小说。

回顾式编译的内涵与外延

译者采取回顾式编译时的考量因素

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主要回顾式编译策略

作者将葛浩文翻译莫言作为个案，来探索中国文学外译途径和方法。具体说来，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11部小说进行汉英文本对比，以及细读葛浩文发表的论文、采访笔录作为研究素材。

【按语：邵璐老师在定义这一节主要有4个步骤阐释定义：1.追溯渊源，2回顾式编译的使用前提，3回顾式编译的国际通行程度，4与“重写”概念辨析。这样的研究步骤有助于读者了解回顾式编译这个翻译方法的内涵与外延，同时延伸到操纵学派的“重写”这一相似概念。以上研究步骤值得我们在研究论文的“下定义”部分借鉴学习】

原文摘录：

葛浩文（Goldblatt, 2000：25-26）在美国文学翻译协会的年会（纽约城市大学，1999年10月）上，以他对莫言和李锐的英译为例，首次论及出版商和目标语编辑对翻译小说所起的作用。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翻译学术会议（Translation Matters Conference，2004年3月25—27日）上首次明确提出回顾式编译法这个概念，同年将相关论文发表于香港的《翻译季刊》。葛浩文将回顾式编译解释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部分承担起编辑的职责，与目标语编辑合作，对中国文学在结构、语言，甚至风格等方面进行显性编辑或操纵，是更高程度上的“连译带改 ” 。

是否需要采取回顾式编译，主要基于三点考虑：（1）作品的质量和译文读者的接受度；（2）[原文]编辑在中国本土出版社的作用和地位；（3）[翻译]出版物的经济价值（Goldblatt，2004：21）。

回顾式编译在中国文学外译且在海外出版时比较普遍，而其他语种文学作品互译时却比较罕见。

葛浩文提出的回顾式编译看似跟勒弗维尔的“重写”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都涉及改编，然而却有着本质区别。作者在文章中总结了三点不同：1产生背景不同（重写关心的是制约文本生成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诗学与意识形态），2内涵外延不同（重写更宏观，特别关注文本权力结构，回顾式编译更具体化只涉及出版商，中介人），3研究对象不同（前者重译者，后者重编者）。

【按语：邵璐老师归纳了影响回顾式编译的三个要素：1作品的质量和译文读者的接受度；2目标语编辑所起的作用；3出版物的经济价值。作者的研究触角并没有局限于莫言作品英译，而是把不同时期的莫言作品外译、不同质量的文学作品、不同国家的编辑与作者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形成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传统文学翻译研究很少注意出版社编辑干预之后的译本会再度影响源文本的生成。邵璐老师在文章中对《天台蒜薹之歌》的版本考证填补了这一空白。】

原文摘录

1.作品的质量和译文读者的接受度

首先须进行回顾式编译的是质量堪忧的作品，尤其是“用身体写作”的所谓美女作家（beauty writers；Lu，2008）的作品。葛浩文批评道：“就我看来，中国作家才华横溢，但优秀作品却甚少。另外，目前大量平庸甚至劣质的作品正千方百计地想在西方出版。”（Goldblatt，2004：23）在葛浩文眼中，棉棉、卫慧等所谓美女小说家风靡中国，其作品以大胆前卫著称，并与兜售中国二三流电影的影评者产生共鸣。“现在，更年轻一代的日记和性幻想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畅销小说，受到外国猎奇潮男潮女的热捧。这些同样是垃圾文学。”（ ibid. ）

春树的《北京娃娃》葛浩文英译本（Chun，2004）便是经过回顾式编译，获得英语世界读者接受的成功案例。米兰·昆德拉（M ilan Kundera） “如蛇蜕皮般地摆脱译者”“据说他紧盯自己作品的外文译本，花的时间几乎和他创作的时间一样多”，对于重复用词，昆德拉曾责骂道：“哦，你们这些翻译，不要鸡奸我们！”（Goldblatt，2002）然而，客观来讲，如果没有这些回顾式编译，昆德拉的作品不可能在全世界如此受欢迎。同理，对于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的《北京娃娃》葛浩文英译本，如果没有“令学界同行瞠目的”回顾式编译，仅靠忠实于字面的翻译，读者接受恐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

2.目标语编辑所起的作用

葛浩文将编辑称为“最重要的配角”（2014a），认为中国的出版体系内，编辑和译者不受重视，也许是面子观作祟，作者觉得若假借外力，而非凭一己之力，会让人颜面无存。编者诚然不是作者，这当然是不争事实，但却忽略了编者才是最好的读者（Goldblatt，2004：24-25）。葛浩文感到惋惜：“中国找不到像珀金斯（Maxwell Perkins）这样的编辑，他造就了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 ay）。”（Goldblatt，2004：25；cf. Bruccoli，1996，2004）合格的回顾式编译应“是公正客观、技艺高超的旁观者，审慎谨严的试金石，应帮助作家找出文笔和结构中的瑕疵，发现并解决艺术和技巧上的相关问题，从而让作品充分体现出个人风格”（Wheelock，1987：5），而非只纠正拼写错误、查找偶尔出现的矛盾之处的抄写员。在中国，作家的利益至高无上，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相反：“编辑唯一的永久同盟是观众，即读者。”（Plotnik，1982：25）

李锐的《旧址》被 葛 浩 文 盛 赞 为 “ 绝 妙 的 历 史小 说 ” 、“ 有 幸 落 到 葛 浩 文 合 作过的最细心能干的编辑手中（出版商为Metropolitan Books）”（Goldblatt，2000：26）。一般而言，编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体或语法问题。然而，此目标语编辑却坚持认为第1章凸显（foregrounding）过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交代过盛，拟改为精简版。编辑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李锐也“开了绿灯放行”。有 趣 的 是 ， 后 来 其 他 语 言 的 译本 都 按 此 回 顾 式 编 译 的 英 文 版译出，而非照中文源文本。对此李锐颇为满意，且得到 Publisher Weekly、The Washington Post，New York Times 很好的评价。与之相反，若译者与作者关系普通，或之前并不相识，作者对回顾式编译就较难接受。例如，葛浩文曾受出版商邀约翻译高尔泰作品《寻找家园》，高尔泰之前并不认识葛浩文，在葛浩文英译后，高尔泰认为编译程度过高（删减过多），不认可该英译本，遂收回译作版权；再如葛浩文英译张炜的《古船》，作者不是很满意  ，虽然英译本销量甚高（第1版2万册很快在美国售罄，之后又再版2次），国外文学界和翻译批评界反响却不大。

3. 出版物的经济价值

对于来自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作品，出版商大多倾向于选择热门前卫、面向年轻人的都市畅销书，然后将其回顾式编译为质量尚可的商品，而无论原作有多粗劣。

据葛浩文所言，美国出版商通常不谙亚洲语言，所以他们一般会让译者做回顾式编译；如果译者拒绝合作，其翻译薪酬将会被大幅降低。如若出版商要求做大改动，如删减、结构重组、更换转折语句等，葛浩文都会通知作者，而作者基本上都会同意。一些作者会根据外文译本来改动自己的中文原文，如莫言；一些作者能接受译作的改动，但不会去改变自己的原文，如李锐的《旧址》（Goldblatt，2004：27）。

由是观之，就回顾式编译的目标文本而言，大致有三类。一是，按目标语编辑所要求的，译者做大量删减，如葛浩文所译姜戎的《狼图腾》，删减量超过三分之一。二是，按目标语编辑要求，译者大幅度调整小说结构，如葛浩文所译刘震云的《手机》。三是，应目标语编辑要求，原作者重写小说结尾，如葛浩文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

译者在三种情况下会优先采用回顾式编译法：其一，目标文本须迎合异域文化中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以满足其阅读期待；其二，源文本编辑在源语国地位低下，未享有充分话语权，应原作者要求，对原作“一个字不改”时，译者和目标语编辑可协同对目标文本进行回顾式编译；其三，当源文本质量欠佳，例如内容浮浅，文笔稚嫩，结构松散，却为年轻人广为喜爱的畅销快速读物，此时为了赢得目标语市场，可由文笔老道的资深译者和目标语编辑进行回顾式编译，做优化式的“连译带改”。

本文描述回顾式编译法，旨在拨开文学翻译及传播中的迷雾，将文本旅行中“看不见的手”突显出来；不仅译者应现身，目标语编辑更应现身。采取作者、原文编辑、译者、目标语编辑合作机制，可为中国文学从积极“走出去”到有效“走进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参考，此为其一。其二，可进一步增强政府资助，取材不囿于学术层面，更应扩展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上，集中遴选译介代表当代中国文学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前沿、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学精品，资助相关优秀文学作品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学术，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同时，亦可吸引海外出版社投资，增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例如，由四川藏族作家阿来“重述”、葛浩文与林丽君合译的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A lai，2013），便是受到英国Canongate出版社资助，成为“重述神话”项目之一。其三，设立与诺奖相媲美的翻译界大奖，方能吸引更多像葛浩文、杜博妮、德鲁这样的优秀译者来从事中国文学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