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基于CFPS2020数据
（照片为作者提供）
盛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照片为作者提供）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23年第3期
摘 要：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其中，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关键性影响。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聚焦“为什么要生养子女”这一问题，考察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CFPS2020）的数据，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划分为“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四类。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居民仍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但存在世代差异，且已发生根本性的代际转变。在“80后”“90后”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另外，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本研究从教育获得变迁的角度对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2021年5月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处于较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常时期中国人口首次出现由低出生率低于低死亡率导致的负增长。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央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调整人口发展战略。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上述一系列政策出台速度之快，密度之大，无不说明中国当前已经面临生育危机的重大风险。人口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及影响不容忽视，提高生育率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令人困惑的是，尽管政府如此密集地出台促进生育的政策，但为何生育率依旧低迷？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儿育女了吗？以往研究一般将低生育率归因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文化观念三个方面（李建新，2006）。社会经济发展是推动人类生育观念、行为和生育率转变的根本性因素，而中国过去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具有政府“控制干预性”的色彩，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依靠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的（李建新、骆为祥，2009）。这种生育政策归因也影响了政府最初提振生育率的应对方向，即以逐渐放宽生育政策的限制作为突破。然而，自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连续两年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强势回升的态势，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只有1786万和1723万，未达到政策的预期，且后继乏力（王广州等，2018）。这也意味着，生育政策已非当前生育率低迷的主因，特别是“三孩政策”的出台已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需求，所以，关键问题已不是政策上“允不允许生”，而是个体“愿不愿意生”。换言之，生育政策已不是影响生育水平回升的充分条件，观念上的自主与多元更可能是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原因。当前学界对于生育观念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仍存在一定缺憾。首先，对生育动机的关注还不够。有研究指出，生育观念应包括两个层面：生育偏好（如性别、时间和数量）和生育动机（穆光宗、陈俊杰，1996；沈毅，2005），但现有研究对生育偏好的关注较多，对生育动机的考察不足。生育动机（childbearing motivation）通常是指人们对于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以及子女价值的看法或观念。米勒（Miller，1995）指出，从生育观念到生育行为遵循“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中介行为—生育结果”的发生序列（简称为TDIB模型）。生育动机位于上述序列的最初环节，并通过这一传动机制影响后续结果。随着优生优育知识的普及，非意愿生育的比例不断降低，动机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生育动机的刻画与分析将为深入认识生育观念提供更多证据，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人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探究生育水平变动的原因。其次，有待进一步展现生育动机变迁背后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侯佳伟等，2014），但出生世代效应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特别是针对新生代，我们从宏观数据的媒体报道中觉察他们是生育观念变革的一代，但缺乏实证数据的验证，尤其是从微观视角呈现变化的模式。同时，在这一问题上的性别视角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即两性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回到整个生育环节的最前端，以生育动机为出发点考察生育观念的世代与性别差异。
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人的生育动机呈现怎样的特点？第二，随着出生世代的推进，生育动机存在何种变化趋势？年轻一代的生育动机是否发生了变化？第三，男女两性的生育动机是否存在差异？生育动机的世代变化趋势是否存在性别异质性？接下来将首先对生育动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进而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数据对生育动机进行类别化处理，并比较不同类别随世代变迁的趋势及性别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为当前走出低生育率困境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有关生育动机的研究常见于经济学关于孩子效用的讨论和心理学对生育价值观的探讨，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更为关心生育动机在人群中的分布，并考察其社会基础与社会后果。与提出的研究问题相对应，下面将从生育动机研究、生育动机的世代变迁和生育动机的性别异质性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本文的研究设计。
生育动机一般是指人们关于子女价值的看法和判断，是人类生育行为的原初动力，也是有关生育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有研究将其称为“生育目的”或“生育价值观”。西方对生育动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进路。第一条进路关注孩子的价值。家庭微观经济学采用的是“经济决定论”视角，认为生育子女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贝克尔和托马斯（Becker and Tomes，1976）指出，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个体的决策与行为总是以家庭经济效用最大化为原则。他们将孩子类比为耐用消费品，有关生育的决策因而受制于生养孩子可能的经济成本及未来的收益。莱宾斯坦（Leibenstein，1975）将生养子女的效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消费、收入、保障和维持家庭地位、扩展家庭。除此之外，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的生育分析框架和考德威尔（John C.
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也提供了类似的解释。然而，如同所有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批判所说的那样，生育动机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工具性计算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当生养孩子的成本日益增加乃至高于回报时，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还会出现激增呢？有研究就指出，孩子不仅具有经济效用，还可以为父母提供心理层面的收益，具体表现在初级群体的联结、乐趣、自我的延伸、社会地位与身份、成就与创造力、道德价值、经济效用等方面（Hoffman and Manis，1979）。心理学家还将孩子价值的维度不断拓展，形成了分类细致的结构化分析（Fawcett，1974）。第二条进路集中于人口学领域。米勒（Miller，1994，1995，2011）为其代表性学者，他系统梳理了生育动机通过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期望作用于生育行为的动态链条，并指出生育动机（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处于潜意识层次，主要与遗传等生物因素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米勒研究的重要推进还体现在测量方法上，他设计了一套生育问卷量表，促进了有关生育动机的量化研究。国内关于生育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陈俊杰和穆光宗（1996）将农民的生育动机归纳为包含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的结构化体系。先后开展的多项社会调查表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仍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生育动机，城市居民的生育动机则更为多元化与现代化（叶文振，1998）。21世纪以来的几项研究也表明中国人的生育动机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家庭稳定等为主（风笑天，2018）。如此看来，中西方在生育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西方理论在中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孩子效用的角度看，中国家庭抚育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且成本涵盖的范围更广（如买房、操办婚事等）。在收益方面，西方人并不依赖子女养老，也不会把家庭看作一个可以终身依靠的组织，但中国子女需要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经济保障与日常照料，因此，养儿防老在中国是较为普遍的生育动机。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纯粹经济理性，中国人的生育动机还存在“继嗣”情结，表现为宗族文化理性（吕红平，1998）。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本位”强调宗族的延续与扩大，延续的基础就是生育。个体的生育动机会被家庭形塑，也在家庭互动中被影响。
与其他主观观念类似，生育动机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在不同世代呈现差异性。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核心，生育观念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动机的转变（汪雁、慈勤英，2001）。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生育动机变化的主要趋势在于，传统型和经济型动机逐渐弱化，更多地转向自我实现、情感慰藉等方面（徐安琪、张亮，2005；罗天莹，2008；庄渝霞，2008；贾志科，2009）。当然，这种变迁也并非完全的替代，而是更多表现为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自主性和集体性杂糅并存，新生代的观念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宋健、张晓倩，2021）。
对于生育动机的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生命历程理论”提供了主要的解释框架。“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集中探讨了个体在婚姻家庭领域观念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在达到更替水平后停止，在很多国家甚至又进一步跌至1.5左右。生育率的降低使人口与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例如，离婚率的上升、结婚年龄的推迟、同居率的上升等，这些现象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Van de Kaa，1987）。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观念的变化，个体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个体在女性社会角色、性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人们更加重视自我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具体就生育而言，家庭关系的重心开始从“孩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Lesthaeghe，2010）。传统家庭往往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通过减少子女数量的方式保证每位子女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实现向上流动。现代家庭的中心逐渐回归夫妻关系，夫妻可能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而选择不生育。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强调自身需求，把生育看作一种个人自由而不应该受到他人（包括家庭）干预，个体主义动机不断强化。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既具有一般性，也有自身的突出特点。一般性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述新兴现象或多或少也出现在中国社会，在生育率的降低、婚育行为的推迟等方面呈现与西方社会类似的趋势。中国人口转变也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就过程而言，中国的人口生育率经历了从诱导性转变向自发性转变的过渡，具体表现为由国家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转变为个人基于个体选择和家庭发展的生育考量（汪雁、慈勤英，2001）；第二，就结果而言，中国当前的人口转变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既可能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出现变化，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传统。养育子女仍然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婚外生育与已婚不育仍比较少见（於嘉、谢宇，2019）。
“家庭现代化理论”则从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出发探讨生育观念的变迁。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从家庭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个人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家庭的式微（唐灿，2010）。中国曾经是一个家庭主义盛行的社会，家族至上的观念塑造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就是在认知层次重视家族的延续与团结，在感情层次强调一体感、归属感等，在意志层次强调繁衍子孙、相互依赖（杨国枢，2004：150）。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生育动机也崇尚“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以“家本位”为主。然而，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出现了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即倡导独立自由之个体，批判桎梏依附之家庭（孙向晨，2015）。受西方个体化思潮的影响，国人也日益强调个人的生存与意志，追求个人的发展与价值。正如贝克和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所言，个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没有确定的集体身份，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来体现某一身份。在此背景下，生育动机也开始向“个体本位”转型，偏向自我实现与情感需求。不过，批判“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声音也一直存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挑战了“单线进化论”的假设（沈奕斐，2010；刘汶蓉，2011；马春华等，2011），认为在家庭变迁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而可能是兼容、多样的。有研究指出，尽管青年人的个体意识已经崛起，但并不必然取代家庭在个体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而是出现了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康岚，2012）。并非家庭高于个人，也不是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而是努力寻求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平衡（Yan，2016，2017）。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辨析已成为当代青年价值认同的焦点问题，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生育实践解释的双重路径（陈滔、胡安宁，2020）。
第三种理论范式是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考察时代背景对观念的塑造。“世代”（cohort）概念最早由赖德（Ryder，1965）提出，他认为，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发生事件相异，经历同一世代的个体具有相似的成长经历，比较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研究社会变迁及其给不同队列留下的历史烙印。研究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已经出现与上三代人显著不同的婚育模式（李建新等，2014）。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看，“50后”“60后”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传统社会。“70后”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其生命历程决定了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摇摆。“80后”与“90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成长起来的，深受现代化与个体主义的影响。教育水平的增加提升了他们的知识与技能，也推动了他们的观念变革。具体就生育而言，不同世代还会受到生育政策变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政府提出节制生育， 60年代计划生育被提倡并局部落实，70年代生育政策的导向为“晚、稀、少”，尽管这一时期政府已经有意识地倡导生育控制，但并未推行强制性的政策措施。转变发生在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刚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全面实行。1980—2013年，尽管有针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纠偏与政策调整，但对生育进行控制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2013年以后，中央逐步放松生育控制，先后出台了二孩、三孩政策。生育政策在中国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效应之长远、作用之复杂，是其他任何政策都难以比拟的，这种政策的演变也会造成不同世代在生育观念上不可忽视的差异。
（三）生育动机的性别异质性
生育问题离不开性别的视角。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与性别平等程度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Esping-Adersen and Billari，2015）。当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时候，女性的生育动机更可能依附于丈夫或家庭，此时的生育率较高；当性别平等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女性在各方面的权利都获得一定的保障，生育率回升；中间的低谷往往发生在性别平等尚不充分的阶段，男性的性别观念滞后于女性的变化，因而导致女性不得不推迟结婚甚至放弃生育（McDonald，2000）。有研究发现，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两性观念上的分野（Shu and Meagher，2018），其中，教育被认为是诸多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Mason，et al.，1976）。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她们的平等主义观念，提高自主意识与独立性，追求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教育性别差异的转变对婚姻家庭变迁具有推动作用（Van Bavel，et al.，2018）。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参与也可能影响两性观念的异质性。根据“家庭经济学理论”，女性劳动参与的提升以及收入的提高使得传统家庭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上升，而生育行为会带来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中断和收入的降低（Becker，1991）。另外，传统的性别角色要求女性生育之后在家庭与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往往会导致“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Budig and England，2001），这势必会使得女性夹在公、私领域之间，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使生育意愿降低。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之下，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个体性正在被逐步激发，生育观念更趋现代。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主义与父权制长期存在，父系继嗣、从夫居、从父姓、生育中的男性偏好等都强调男性的主导作用。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升，上述传统也逐渐被打破。已有研究指出，中国男女的性别观念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观念越现代（刘爱玉、佟新，2014）。特别是在年轻的世代中，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对于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也不断弱化（沈奕斐，2013）。另外，1949年以来，中国女性还经历了去性别化的女性解放，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度高于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甚至持平于很多发达国家。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参与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在生育和避孕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随后的社会主义单位制、住房的集体分配，以及幼儿园、托儿所等配套措施成为推动母亲走出家庭的主要社会力量（计迎春、郑真真，2018）。然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快于男性（沈可等，2012）。另外，原先由单位承担的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职能逐渐转移到家庭，女性又逐渐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的双重负担，抑制了中国女性的生育动机和行为（计迎春、郑真真，2018）。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发现，随着出生世代的晚近，中国人的生育动机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但传统的生育观念对个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强大和深远的，更为现代和多元的生育动机主要出现在年轻世代身上。同时，男女在生育动机上存在差异。尽管相关研究已比较丰富，但仍存在拓展和细化的空间。第一，在理论建构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暗含传统与现代、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二分的研究框架。例如，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动机概括为家庭主义的，将自我实现、精神满足等概括为个体主义的。虽然这种二元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生育动机的某些特点，却掩盖了更为丰富的面向。实际上，我们很难在生育文化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之间找到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穆光宗，2000）。尤其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育动机难以作非此即彼的划分，而应该深入考察转变过程中更多的可能性。第二，有关中国人生育动机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较少。以往涉及生育动机的研究要么仅基于特定省份的抽样调查，要么只是针对特定的群体（如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无法反映问题的全貌。同时，已有数据采集的年份集中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那时的“80后”“90后”因为年龄较小，尚未被纳入样本，而这两批出生队列恰好包含了中国大量的独生子女，他们也是当前生育的主力军，不同世代之间生育动机的差异仍需要深入细致的考察。第三，对性别的差异化讨论还比较缺乏。生育行为并不是女性的独立行为，女性的生育观念也在与丈夫、家庭的互动中被不断塑造。现有研究大多将女性限定为研究对象，考察她们的生育动机，对男性有所忽略。另外，女性的生育观念也嵌入家庭与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也相应地会对男性产生影响。如果想讨论二者变化的关联性，性别比较的视角就需要被纳入。为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本文在研究设计上进行了相应的优化。首先，文章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该数据对生育动机进行了较全面的测量，包含九个题目与多个维度。为了探索生育动机更为丰富的面向，本研究将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通过数据驱动将样本根据生育动机进行分类。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各个类别内部的同质性高，突出类别之间的差异性，便于概括描述当前生育动机的实际分类。其次，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弥补了以往数据在推论总体上的缺憾。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的数据能够捕捉到“80后”“90后”群体，使得观察新生代群体的观念变化成为可能。最后，本研究还集中关注性别异质性。既关注两性在生育动机上是否存在差异，将性别变量纳入模型，还将分男女样本比较生育动机的世代变迁趋势。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取基线样本（谢宇等，2014）。自基线调查后，CFPS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展开了五轮持续追踪调查。CFPS2020的数据具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在生育动机的测量上较为理想。实际上，在2010年、2012年、2014年这三轮问卷中，CFPS都设计了和父母养育观相关的问题，就生育动机对受访者进行了提问。但父母养育观这一版块仅出现在少儿问卷的父母代答模块中，即只有那些子女年龄在15岁以下的家长才有可能回答生育动机的相关问题。另外，父母代答问卷通常只需要照顾孩子最多的成年家人填写，所以样本中女性数量大大多于男性。而2020年数据将生育动机的相关问题从少儿问卷移至成人问卷，也就意味着所有成年人都会对生育动机的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可以更好地回应本研究关注的问题。第二，可以捕捉新生代的生育动机。以往的调查问卷与相关研究大多只覆盖了较早的出生世代，更为晚近的世代由于年龄较小而未被纳入考察。而在2020年，“80后”的年龄分布为31—40岁，“90后”为21—30岁，这些世代进入样本可以补充以往尚未涉及的有关其生育观念及行为的考察。第三，该数据还提供了丰富的个体特征变量，便于估计影响的净效应。主要分析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被删除之后，最终获得18477个样本。（二）变量与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生育动机”。在已有研究中，关于生育动机的测量通常操作化为一系列可能的动机类型，如喜悦与满足感、亲属关系的联结、经济效用、创造力与成就感等（Hoffman and Manis，1979；Miller，1995）。CFPS在上述测量的基础上补充了中国社会常见的生育动机，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形成了九个生养孩子的一般性理由：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使家庭更重要、为增强责任心、为增加亲属联系。上述每一个理由都为受访者提供了“十分不同意”“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十分同意”五个选项，我们对这五个选项进行1—5分的赋分。由于这九个指标并非来自成熟的量表，也难以直接分类，故本研究使用了聚类分析的方法概括生育动机的可能分类。自变量为“出生世代”和“性别”。研究选取了1950年之后出生的受访者，并根据出生年代，以十年为单位进行划分，具体为1950—1959年出生（“50后”，赋值为0）、1960—1969年出生（“60后”，赋值为1）、1970—1979年出生（“70后”，赋值为2）、1980—1989年出生（“80后”，赋值为3）和1990—1999年出生（“90后”，赋值为4）。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也尝试以五年为单位进行划分。性别为二分类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对生育动机的研究表明，不同人口特征的个体可能在态度上存在分野，本研究还控制了一些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城乡”为二分类变量，指受访者当时的居住地，“农村”和“城镇”分别赋值为0和1。“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是受访者自我报告的年数。“是否在业”为二分变量，“不在业”和“在业”分别赋值为0和1，其中“不在业”既包括当前没有工作也包括由于退休导致的不在工作状态。婚姻状态包括“在婚”（赋值为1）与“不在婚”（赋值为0）两类，其中“不在婚”包括单身、离异、丧偶。“孩子数量”是对生育经历的测量，根据家庭关系库进行匹配后加总得到。根据受访者所在省份，我们进一步划分了西部（赋值为0）、中部（赋值为1）和东部（赋值为2）三个地区。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本文首先对因变量“生育动机”的评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测量不同人群的生育动机类型。聚类分析是一种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行分类的分析技术（郭志刚，2015）。之所以使用这一方法，是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生育动机上的典型分布。聚类分析方法优于人为分类，能够充分利用多个变量的信息，结果更为直观。以往研究对生育动机的操作化处理往往直接二分为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或者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但都可能会丢失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掩盖生育动机的其他潜在可能性。其次，由于因变量生育动机为多分类变量，故使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描述和呈现生育动机上的世代、性别差异。基础模型纳入出生世代、性别核心变量，进而加入控制变量。针对出生世代在生育动机变迁上的性别异质性，本文还对不同性别的样本进行了分析。最后，为了解释两性在生育动机上差异的变化，文章采用了反事实的研究设计，基于不同世代的受教育分布构造对照组，通过比较对照组与观测组讨论两性教育差距的缩小对生育动机分化的影响。尽管个体对“为何生儿育女”的回答千差万别，但在总人口分布中可以归纳几种典型的类型。在K-means聚类分析中，类别数目是预先设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比较不同类别数模型的评价指标来选定最优的类别设定。当聚类数小于4时，随着类别的增加，伪F统计量会逐渐增大；当类别为4时，伪F统计量的值为5368.56；此后，随着聚类数的增加，F值又会逐渐减小。一般认为，伪F统计量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就越好，因此，四分类是最理想的模型。那么，四类生育动机分别具有什么特点呢？表2分别报告了四分类在问卷中九个生养子女一般性理由上的均值，大于0表示高于该类别平均水平，小于0表示低于该类别平均水平。除此之外，研究还分析了具有四类生育动机的受访者有关理想子女数的看法，以此来提供佐证。第一类受访者在九个维度上的评分最低，他们几乎不赞成生养孩子的任何理由。在该类受访者中，一方面认为自己没有孩子更为理想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类别，另一方面还有一定比例理想子女数大于等于2，后者可能是被动生育或者自身生育动机驱动不强的一批人。统筹考虑这两个方面，我们将这类人命名为“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第二类受访者更加赞同生养孩子是“为了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增强责任心”等偏向满足个体自身需求的理由，而在对家庭有所贡献等理由上的评分更低，我们认为这类群体更可能持有“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第三类受访者在所有的维度上评分最高，无论是与家庭相关的题项，还是关涉个人需求，这类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双导向的特点。进一步比较九个理由的得分，可以发现，在为个体带来喜悦与责任心、增加家庭重要性等偏向情感性的维度上评分基本都超过1，而在提供各项包括经济、亲属关系、延续香火等工具性目标上的评分相对低一些。同时，这类受访者认为3个及以上孩子更为理想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基于此，我们将其命名为“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第四类受访者与第二类受访者相反，他们在家庭有关的选项上评分更高，如延续香火、提供帮助等，因此，这类人更可能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表2还展示了四类生育动机在受访者中的分布比例，其中，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的规模最大，占53.6%，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占22.8%，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占14.7%，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的比例最小，仅为8.9%。
上述四类生育动机的划分不仅是数据驱动的，在理论上同样也具有说服力。有研究指出，在家庭变迁的过程中，家庭和个人可能并非完全和简单对立的两极，而是各自独立的变量（康岚，2012），或者存在混合（Balbo and Arpino，2016）。这也就意味着，家庭和个人并非存在于一条坐标轴上，而更可能存在于双维度的框架之中。图1是以家庭和个人双维度建立的坐标轴，根据二者的强弱可以划分为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恰好与本文聚类分析的四个类别对应。当个体与家庭的导向都弱时，更可能持有“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当家庭弱而个体强时，对应“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当个体与家庭的导向都强时，生育动机是双导向的；家庭强而个体弱时，对应“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将生育动机进行二分，就只能捕捉到位于左上至右下对角线上的第II和第IV类别，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的群体。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不同出生世代在四类生育动机上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较早的出生世代分布模式基本相同。在“50后”“60后”中，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基本都超过60%，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约占20%，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约占10%，而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为4%—7%。由此可见，较早的世代更强调生育对于家庭的价值，更可能具有偏向传统的生育观念（如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等）。但从“70后”开始，原有的模式发生了改变，具体表现为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比例开始大幅度下降，在“60后”中该类别占比为61.8%，而“70后”已下降至53.2%。另外，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占比开始快速上升，特别是后者，“70后” 比“60后”高出10%，该类的比例已经超过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综合上述特征，可以认为“70后”是生育动机开始转变的一代人，他们的生育观念具有摇摆性和过渡性。在“80后”“90后”中，生育动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趋于稳定。原本占比最高的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大幅度下降，跌至50%以下。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迅速崛起，在“80后”“90后”中所占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家庭导向与个体导向的生育动机的差值在不断缩小。尽管中国居民的生育动机在整体分布上仍以家庭导向为主，但世代之间的差异明显，存在生育动机个体化的趋势。
在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性别的异质性。图3分别展示了不同性别的四类生育动机随世代变迁的趋势。就图3左侧的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而言，二者比例都有所上升，但在更为晚近的世代中女性已经超过了男性。特别是在“90后”中，男女在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上的差值已高达15%，并可能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就图3右侧的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而言，男女都呈现下降趋势，但女性下降的速度更快。在“80后”与“90后”中，男女的折线更是呈发散状。综合来看，男女都存在从传统转向现代并更加追求生育动机个体化的态势，但在更为晚近的世代中，女性的个体化趋势更为突出，且变化速率快于男性，二者的差异在进一步扩大。
首先分析生育动机的世代差异。考虑到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将其作为基准类构造了多分类Logistic回归。如表3所示，模型1纳入了出生世代与性别变量，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50后”相比，更为晚近的出生世代更有可能具有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更不可能具有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就其内部差异性而言，“60后”与“70后”的系数差异较大，“80后”“90后”系数的绝对值略大，这也就意味着，“70后”是代际转变的开始，越年轻的出生世代越不认可传统的生育动机，而是更偏好现代和个体主义的观念。另外，本研究还对出生世代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以五年为一组进行分析，其结果类似。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就出生世代的效应而言，仅系数值有所削弱，除了“90后”在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上不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显著性不变，表明世代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实际上，上述生育动机的世代差异反映了不同队列在价值观念转变上的普遍模式。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时间和生命事件，并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形塑。具体而言，“70后”成长的时代是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物资相对匮乏，社会流动的机会较少，文化变动速率不高，社会正逐步走向开放，新的观念和思想开始传入，但传统的观念和力量依然有较大影响。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文化的涌入造成“70后”在价值观上的摇摆与矛盾。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行也使得“70后”拥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思想较之前的世代更为开放。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大部分城市里的“70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等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时，这批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生育二胎的机会。因此，“70后”在生育观念的转变上处于过渡阶段，开始出现转变的势头。“8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更加开放与个体化。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家庭资源，也更加具有自我意识，强调个体的体验与感受。受益于高等教育扩招，更多的“80后”获得了大学教育的机会，也接受了更多现代化的观念，在生育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因此更加强调个体主义，关注自我实现与满足，传统家族主义的观念弱化。“90后”则成长于物质条件十分优越的时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频繁、互联网兴起、工业化、城镇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也更为多元化，在生育观念上也趋于现代化与个体化。有研究指出，各世代是相继更替的，只有那些持有与上一代人不同价值观的世代更替，才是实质意义上的“新”的世代变迁（林卡，1985）。由此看来，当前中国居民的生育动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80后”“90后”的生育观念已呈现新的模式与特点。关于生育动机的性别差异，表3的模型1和模型2均显示，与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相比，男性进入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这两个类别的发生比显著更低。换言之，男性的生育动机更可能偏向于家庭主义，而女性更可能偏向于个体主义，男性比女性的生育动机更为传统。进一步的问题是，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是否会因为出生世代的不同而不同？为了考察这一异质性，本研究分不同性别样本分析出生世代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基于解读的直观性，表4分别报告了不同世代的男性与女性在各个类别上的预测概率，并计算了二者的差值。对“50后”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反映了其观念的传统性。“60后”与“70后”的性别差异并不稳定，存在一定的摇摆。但在“80后”与“90后”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值在低生育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中均为负，在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中均为正，这表明，晚近出生世代的女性更强调生育动机的个体维度，而在家庭维度上有所弱化。从趋势上看，性别差异的绝对值有所增加，即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可能。
为什么随着出生世代的推移，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会扩大？实际上，男女之间存在随着时间变化的诸多差异（Shu and Meagher，2018），如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参与等。受截面数据的限制，考虑到各因素的相对解释力，本文认为男女教育水平的世代变迁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中国不同性别的教育呈现平等化趋势。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于老一代有所降低（叶华、吴晓刚，2011）。从本文的分析样本也可以看到，“50后”中男性比女性的受教育年限高出2.9年，在“70后”中这一差异缩小至1.4年，在“90后”中男女受教育年限基本趋同，女性甚至略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扩张，女性在教育获得上的提升更为迅速，相应由教育带来的观念变化也可能更快。表3模型2的统计系数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进入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类别的发生比显著增加，这反映了教育是推动个体摆脱传统观念，接纳现代化、个体化观念的重要途径。为了检验两性教育的趋同是否导致了生育动机差异的扩大，本研究通过反事实的设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5是基于分样本回归模型进行的模拟，对“90后”构造其反事实条件下的对照组。具体做法是，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不变，仅改变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使其分别与“50后”“60后”“70后”“80后”一致，并计算在上述条件下男女生育动机预测概率上的差值，形成四个系列的反事实对照组。如此一来，比较“90后”真实的观测值与对照组之间的大小，就能说明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变化对生育动机的影响。表5显示，四组反事实对照组在男女生育动机预测概率上的差值均小于实际观测值，且随着“50后”至“90后”两性教育差距的缩小，男女之间的差值呈单调递增的趋势。这说明，男女教育的平等化是生育动机性别分化的原因之一。就具体类别而言，在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上，男女之差为负；在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上，男女之差为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观念个体化的推动作用在女性群体中更为突出，从而使二者差距逐渐拉大。
中国目前已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想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要认识到干预性政策已不再是主导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更可能是生育文化与观念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因此，对生育观念的关注和讨论就十分必要，特别是对当前新生代生育主力军的研究尤其重要。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生育环节的最前端。生育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不可忽视对其动机的考察。当我们困惑于低生育率这个结果时，应该追根溯源到因果链条的起始点，而不是只停留在某个中间环节。因此，生育动机的变迁是解释生育水平变动的内在原因，考察不同世代生育动机的差异有助于呈现个体生育观念的变迁，也能够以小见大地凸显生育文化的转型。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的数据，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在对生育动机进行四分类划分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生育动机随世代变迁的趋势，并进一步刻画了两性生育动机变化的异质性，继而试图从教育性别平等化的社会事实中寻求解释。具体而言，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人的生育动机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超过20%，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占15%，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的比例仅为8.9%。由此看来，中国居民偏向家庭主义的生育动机仍然占主流地位。然而，不同世代的生育动机模式存在根本性差异。生育动机的分布可能会受到不同出生世代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世代差异有助于考察变迁趋势。研究发现，较早的出生世代更加倾向于双导向情感型生育动机和家庭导向为主生育动机，而年轻的出生世代更可能具有低意愿与消极生育动机和个体导向为主生育动机。特别是在“80后”“90后”的育龄群体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迅速式微，所占比例已跌破50%，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上升势头明显，二者的差距不断缩小。研究还发现，男女在生育动机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世代变化幅度更小。特别是在年轻的世代中，女性在生育动机上的个体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男性。这种发散效应部分源自教育的性别逆转。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统计事实描述了当今人口生育动机的特点，由传统一维二元分立扩展到二维平面上多元划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生育动机面向。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生育观念可能存在兼具或排斥的情况。以往研究受制于变量测量，尚未充分挖掘数据，聚类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识别更多可能的途径，从而形成对问题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得到一些新发现。第二，使用最新数据补充了有关更年轻的出生世代的生育动机研究，并考察其观念是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探讨生育观念，但早期的研究往往未能捕捉到更为年轻的世代，使用2020年的数据使我们对“90后”的新情况有所了解。这种数据上的完备性使得我们有机会更为全面地捕捉到世代变迁，并以实证分析加以佐证。第三，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意涵。一方面，研究发现，作为当今生育主体的年轻世代的生育动机已经出现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才是导致生育率低的主要因素。生育观念一旦转变，就很难再进行彻底的逆转，因此，构建推动生育率水平回升的政策需要对症下药。另一方面，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别也启发我们需要强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视角，要特别关注构建对两性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当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研究只使用了一期截面数据，无法区分年龄与出生世代的影响。不过，已有研究指出个体的观念形成之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随年龄发生较大改变的概率较小（Hitlin and Piliavin，2004），因此更有可能是世代效应主导。其次，由于截面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无法深入探讨两性生育动机扩大的其他可能性解释，如劳动力市场参与、家庭分工等的影响。最后，受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就多个重要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如生育动机的城乡差异、不同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等，这些议题有待未来做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