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书已有二十多年，常常深感为当今的大学生推荐专业之外的阅读书目之难。因而当我读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的《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时，立即感到此书当为推荐给不管何种专业的中国大学生之首选。

（管可秾、严潇潇译，商务印书馆，2006）

该书以书信体写成，作者假设是写给他的17岁的孙女莉莉，和她讨论世界、人生、哲学、官僚体系等宏观或微观的问题。作者说他是以自己的一生、以三十多年来作为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研究以及作为剑桥大学几代学生的导师作为铺垫而写成这30封信的，而在“全部信件的背后只隐藏着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他们的本质是残暴的还是仁爱的，自私的还是社会性的，富于创造的还是麻木不仁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它的性质又是怎样的？”

当然，有这种教诲青年的诚心和有这种宏大的视野并不是很难，坊间各种人类历史或哲学的通俗读物也不少见，我初看该书的书名时也很不以为然。但是在阅读之后，我深感在这包容百科的问答之中，学识、智慧和价值观念的广度和深度实在不可轻视。

如关于“玻璃做了什么？”这个小小的问题，作者的解答是建立在他的关于玻璃的科技与人文史的专著基础上的；而关于仪式、符号、神话那几页，则无疑是这位人类学教授几十年研究的浓缩。但在学问之上更令我看重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性锋芒，如在“权力与秩序”部分，对官僚体系和科层制度的分析、批判之敏锐与深刻，实在是值得当今热衷赶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们阅读。

（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2006）

德国法学教授弗朗茨·维亚克尔的《近代私法史》大概会被视作法学专业的高深专著推荐给研究生读，因为它是以私法史实（尤以德意志为中心）论述欧洲法律思想、制度和文献发展轨迹，体系宏阔而又剖析专深。但我认为它对于各人文学科的学生也会大有好处。

例如，上卷在谈论近代私法史的分期的时候，指出一个重要的现象：法学方法与欧洲人文精神在各方面的进程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他所论列的一一对应的结构类型十分丰富，完全超出了一般对于文化史的理解。我从这里可以反观文化史的阅读与理解之途：尽可能地在深入具体语境的同时，自觉地寻求结构类型的互相关联。

如作者讲到的经院哲学与注释学派法学、数学化时代与理性法、历史主义与历史法学派等等。作者认为在近代期间，“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自觉起而反抗专制计划者的监护措施；苏醒的历史意识及浪漫主义对生命采取有机的理解，它们起而反对启蒙运动晚期（对历史抱持敌意）的法律信仰和法国大革命；反对——在1800年世纪交替时——新人文主义对学术冷淡，对罗马法藐视的态度”。又是获得刚才的那种认识：各种思想与心态的内在关联性是我们对一时代准确理解的关键。

（中华书局，2008）

我觉得《石声汉农史论文集》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尤具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普遍疏离于农业生产、农业科学。另外，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个案，或许是很不显赫的个案，但仍有其真实的意义。梁家勉教授的序言很平实、客观地介绍了石教授的一生，过去我读过石教授研究和注释《齐民要术》的著作，但并不了解他的生平，现在读梁教授的序言就很有感慨。

《从〈汜胜之书〉的整理工作谈起》是一篇学习前辈学术风范的好文，从作者与万国鼎教授的学术争论中可以看到一番今天的学界已经荡然无存的景象：对待别人的批评，他的态度是一五一十地承认错误和坚持自己仍然认为的真理，有一分错承认一分，有一分不同意就清清楚楚地讲明白。

另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作者的行文却不受时风所宰制，平实、理性、不虚饰，这是很难得的学风。作者所论多为农学、农业史，但因所长的基础是植物生理学，因而在对农作物的描述中便多有理论话语的光芒，使被视为土包子的中国农学透发出西方理性传统—— 那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研究的传统。

这令我想起前年带学生下乡到了铜川药王山上，看到有一间小小的植物标本陈列室，里面所陈列的植物标本的说明标签令人惊异，那是一种充满了拉丁文学名、来源、性质等等复杂学术术语的文本，居然会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庙里存在。书中的《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一文尤其精彩，严谨的学风、平实而极为精审的文笔，更重要的是对待民族遗产的绝不虚饰的学者立场，都很值得一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最后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来吧。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人文素养的培养都离不开艺术的范畴，《熊秉明美术随笔》很适合大学生阅读。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抗战胜利后到法国巴黎大学主修哲学，后来又转学雕塑，成为著名的海外华人雕塑家——当然他不会同意说他是雕塑家，事实上后来他又成了巴黎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系主任。他对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很深的思索，这是贯穿熊秉明艺术生涯的一根主线。

1949年底，当他的同学、朋友纷纷回国投身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的时候，熊秉明正埋头读黑塞的《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他最关心的是理性与情感的搏斗。这本随笔是他追求艺术、思考人生的真实独白，其中渗透了对于欣赏艺术与创造艺术的理性思考和内心体验，它使读者相信：艺术可以改变人的眼睛和心灵。

（刘洪涛、谢江南译，译林出版社，2007）

可以与熊秉明对比的是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凯里的《艺术有什么用？》，该书对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神圣、高雅的艺术大泼污水，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很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他并非以玄思与概念的演绎为立论，而是大量结合现当代艺术的现象进行剖析，如杜尚的小便池、曼佐尼的罐装粪便等等。

作者论述的重点是艺术品定义的模糊、艺术生产背后的权力运作、艺术对社会发生正面作用的真实性等等问题，试图把艺术从被供奉的神坛上拉下来。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对艺术的过于虚无主义的立场和泛相对主义的论述方式，但是我认为作者的思考是理性的有深度的，正可以作为大学生思考艺术的普遍性问题时的逆向思维的引导。书中引用和评述的许多艺术理论更是值得由此为线索作进一步的阅读，如第132—137页引述和讨论的乔治·斯坦纳的观点，就很有思考的价值；而竟然把他和希特勒的文化观念相比较，更是颇有启发。

（陈玥蕾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帕特里克·弗兰克的《视觉艺术史》篇幅不大，却有一卷在手便囊括全球之感。它系统地介绍了自原始时期至“9·11”事件原址重建计划的艺术发展历程，对于拉美艺术、女性艺术、全球多样性等方面的关注尤为突出。

在本书中，西方所占的比例看来是明显受到有意识的控制，作者在第一部分“艺术文化传统”的六章中用了三章来介绍非西方世界的艺术传统。在写法上，该书也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在正文以外，有作为延伸阅读的“艺术世界”、“艺术家小传”等专栏。作者认为艺术可以使人发现和体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不妨也可以看作是对凯里的回应。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