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导游词：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南兴镇境内三星堆遗址核心区。

三星堆遗址于1980年起发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公园主要由“西城墙遗迹”、“燕家院子·月亮湾”及“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工作站”三大展区和三星堆博物馆组成。 有3000至5000年历史。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基本代表了古蜀文化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是古蜀青铜文化灿烂的篇章，不仅纹饰与中原青铜器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范围广大、种类繁多，包含神树、大立人像、人头像、纵目人像、面具、立鸟、龙形器、跪坐人像、太阳轮等，有些器物器形独属于古蜀文化，有些器物器形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地方文化特色。

2023年2月，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新发现”直播活动荣获特色活动推荐和研究成果推荐。2024年1月，国家文物局命名授牌第一批通过评估认定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遗址公园在内的广汉三星堆荣获“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

一、发现说

三星堆遗址，在20世纪以来因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而引起海内外高度的关注。但是，这个著名的考古遗址是何时被发现的，长期以来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流行的是1929年和1931年说，此外还有1927年说，一般不为人提及。学界认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年代，以现存于世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旧档案为主要依据和线索，同时综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工作，可以确定为1927年。既往研究中所提出的1929年、1931年等说法，虽影响甚大、流布甚广，但因缺乏文献依据，多系辗转传闻，基于史实，建议应予修改，今后统一采用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7年之说。

1929年说

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和《文物》杂志几乎同时刊登了由冯汉骥、童恩正署名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提到，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1929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3年冬，前华西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解放以后，四川的各考古机构亦先后在其地作过数次调查，证明这里是一范围很广的古代遗址。

1931年说

1931年说似最早见于华西协合大学副馆长林名均先生在1942年发表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60年代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撰写的调查简报、试掘报告都采用这一说法。此说也被三星堆遗址在1986年新发现两个祭祀坑时的发掘报告所采用：“1931年，遗址北部的真武村农民燕道诚在其宅旁掏沟车水溉田时，挖出玉石器300余件，不久流散于世。……在月亮湾、真武宫一带，自1931年以来，屡有零散或集中的玉石器出土。” 

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先生（David C. Graham）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以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报告在当年发表。

1927年说

1931年，时任教于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率先发表了对月亮湾出土的玉石器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31年，而据文中描述作者又是在同年见到月亮湾出土器物并考查出土地点。那末文中指称的四年前必定是1927年。

二、开发历史

1931年，董宜笃、陶宗伯、戴谦和等人已经获得了关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即本文所称的月亮湾遗址）发现玉石器的消息，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核查了事实。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燕家人的口述得知，1927年，他们在挖掘水渠时已经开始发现坑中的玉石器。

1932年秋，葛维汉受哈佛燕京学社委派来蓉履职，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在整理藏品的过程中，汉州太平场（即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与当时在华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牧师书信联系，问其可否继续代为征集汉州古物，后逐渐发展成为考古发掘计划。

1933年11月17日，董笃宜牧师致信葛维汉教授，商讨农历新年之前要一起去汉州进行实地考察。从葛氏日记记载可知，他也曾亲临月亮湾玉石器出土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1934年3月1日，广汉县时任国民政府县长罗雨苍曾“抢先”开始“发掘”，但被葛维汉及时劝阻而停止。3月6日至14日，葛维汉率队进入三星堆月亮湾遗址，采用“科学方法”进行了首次三星堆考古发掘。3月19日，罗雨苍县长代表政府将全部发掘出土器物捐赠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葛维汉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感谢县长和当地人民，承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将为华西人民永久保存这些古物而努力。

1986年7月至9月起，考古工作者相继在遗址内发掘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玉石、青铜、金器等宗庙用器。

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在进址西边的戴家梁子发掘，发现其梁埂结构与东城墙类似，墙体中也发现有土坯砖，确证其为西城墙。

1999年，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在月亮湾台地东部边沿发掘，发现南北走向的夯土城墙建筑，可以推测这一台地之所以形成弯月形状，也是一次特大洪水造成。 

2005年，依托三星堆博物馆建设的三星堆遗址公园对外开放。

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规划建设的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遗址公园成为其中之一，获得正式授牌。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调查勘探，在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旁边又新发现6个“祭祀坑”，2020年10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在考古发掘现场，4号“祭祀坑”发掘已经结束，3号“祭祀坑”发掘已近尾声，5、6号“祭祀坑”因面积较小、深度较浅，将被提取到实验室“解剖”，7、8号“祭祀坑”刚刚到文物层，大中型青铜器、象牙、玉石器等铺满了整个“祭祀坑”。 国家在三星堆遗址东北角修建了大型现代化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三、主要建筑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要由“西城墙遗迹”、“燕家院子·月亮湾”及“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工作站”三大展区和三星堆博物馆组成。

1、西城墙遗迹

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域是一座古城，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其中东、西、南三面城墙迄今还大都保留在地表之上。根据对现存城墙的勘探结果，仍然能够复原出城址的基本格局。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

三星堆古城包括三重城圈。第一重为月亮湾小城，第二重为三星堆城墙，第三重为南城墙。第一重城圈内分布着大型建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第二重城圈为普通居民居住区。第三重城圈内分布有祭祀区。

西城墙现存长度仅600余米，其墙体高约5—6米，北端较高，被鸭子河水冲成陡峭的断面，耸立在鸭子河南岸，显得分外巍峨壮观。中部有一段墙体向东转折，与西城墙构成“丁”字形，此段墙体也有可能是早年与月亮湾城墙连接，后来被洪水冲断的遗迹。

2、月亮湾

月亮湾台地位于鸭子河南岸。最早的月亮湾台地位于三星堆古城中心，北面较宽，其边沿还在今鸭子河床中心。经过多年的鸭子河水冲刷，沿河一带的手工业作坊，早已被洪水冲毁，上吨重的未被洪水冲走的大玉料出土在鸭子河心。

月亮湾台地原本有一座古老的城堡。从月亮湾城墙已经发掘的横断面上，可以看出这一土城墙的建筑方法，与东城墙有主城墙和内外侧墙并有土坯砖的墙体结构不同，是从内向外呈斜坡状比较原始的垒土夯筑；从横断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六七道斜坡状的夯土层面，城墙底宽40余米，顶宽20余米。由于台地边沿外低内高，现有城墙距地表高差为外5米内2.5米。月亮湾东边这段城墙长约650米，走向与西边的城墙基本平行。月亮湾台地出土的陶器、玉石器及工具，1至4期均有，一期文化遗存较其他地点丰富，说明月亮湾台地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一处使用较长的中心聚落址。

古蜀王朝在三星堆建都以后，月亮湾台地燕家院子一带处于古城中心，正在西泉坎至三星堆的中轴线上。 月亮湾台地上的建筑结构，比三星堆遗址内所发现的其他建筑基址质量规格更高，当是古蜀王朝早年的宫殿建筑遗迹；月亮湾台地也应是后来三星堆古城极其重要的宫殿建筑区，其城墙很可能就作为三星堆古城外郭城内之宫城。 

3、祭祀坑

三星堆文化在其繁荣时期可能曾是一个以祭祀活动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和组织统一的神权国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文化类型。以青铜神坛和雕像礼器为理想形式，以大型神庙为中心场所，以各种祭祀坑为最终结果，共同构成其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三星堆遗址内外曾发现过很多各个时期大小不等的祭祀坑，以第三期的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其中包括1929年燕家院子旁挖出400余件玉石器的长方形土坑，2000年在月亮湾城墙西侧发掘的8座不同形态的祭祀坑，以及青关山北侧第四期深沟中出土众多金器玉器的祭祀坑“青关山H105”等。三星堆遗址各处还发现不少中小型祭祀坑，其用意都是用这种方法把祭祀时使用的器具送往天上和神界。

2022年，三星堆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和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中最奇特、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就是由人、兽、器物、建筑共同组合而成的“青铜神坛”与“顶坛人像”“顶尊人像”。 

4、三星堆博物馆

依托三星堆遗址建立起来的三星堆博物馆占地面积约33万平方米，整体建筑与历史遗迹、地形地貌及文物造型艺术结合在一起，有古蜀神韵。博物馆共有“三星伴月一灿烂的古蜀文明” “三星永耀一一神秘的青铜王国”两大展馆，展馆中的三星堆文物是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在诠释三星堆文物的深刻内涵方面融合知识性、故事性、观赏性、趣味性，集中展示了灿烂无比的三星堆文明，让人身临其境，如同神游故国。第一展馆的建筑为半弧形斜坡生态式建筑，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二展馆表现了三星堆文化深厚的历史意蕴，馆外设有仿古祭祀台和表演现代文体活动的大型场地，与展馆建筑互为衬托。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约5.44万平方米，是原有场馆面积的5倍。新馆陈列面积2.2万平方米，展出文物1500余件（套），设有“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部分，与已有的一、二号馆共同组成三星堆博物馆群，打造展陈形式多样化、现代化的世界级专题性博物馆。

四、主要展览

1、世纪逐梦

位于三星堆博物馆一展区，20世纪20至30年代，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进行了首次发掘。50至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不断开展调查和试掘。1980年后，三星堆考古进入系统发掘和研究阶段，“三星堆文化”命名。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一醒惊天下”。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城墙、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发现，三星堆古城格局逐渐明晰。2019年以来，六个祭祀坑的发现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百年逐梦，矢志追求。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谱写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纪华章。

2、巍然王都

王都位于三星堆博物馆二展区，三星堆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心聚落。约当商代早期，出现城墙、大型建筑。商代中期以后，城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制玉、丝织业，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祭祀体系，彰显其统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可能是某代蜀王的都邑所在。 

3、天地人神

天地人神位于三星堆博物馆三展区，展陈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日千里的面具、人鸟合一的神像、振翅翔飞的凤鸟、达地通天的神树，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五、11件必看馆藏代表文物

1、商青铜立人像

商青铜立人像，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2、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铜人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颇为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

3、商青铜神树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4、商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5、商玉璋

璋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在所谓礼拜天地四方之中，璋被认为是用来“礼南方”的器物，一般认为它最主要的用途是祭山。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件玉边璋是三星堆玉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极品文物。器身两面线刻有祭祀图案，表现了庄严隆重的祭祀场面，为研究古蜀宗教祭祀礼仪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该璋璋身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每幅图案由五组构成：下方一组有两座山，两山外侧各插有一枚牙璋；第二组是三个跪坐的人像，头戴穹窿形帽，佩双环相套的耳饰，身着无袖短裙，两拳相抱，置于腹前；第三组是几何形图案；第四组又是两座山，两山中间有一略似船形的符号，两山外侧似有一人手握拳将拇指按捺在山腰；最上面的一组为三个并排站立的人像，人像头戴平顶冠，佩铃形耳饰，身着无袖短裙，双手作与第二组人像相同的动作。从图中山、山侧所插的璋、以及作拜祭状的人等情况分析，大体上可以推测该图所表现的正是所谓“山陵之祭”的隆重祭祀场面，而璋的祭祀用途尤其是作为祭山的用途也就彰显无疑了。

6、商青铜太阳形器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2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阳部又与铜眼形器、铜眼泡构型接近，其整体图像特点也与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即是“太阳形器”。它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7、商青铜兽面具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宏伟壮观的要算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8、戴立冠青铜人头像

该人头像出土于三号祭祀坑。因其发型像诸葛亮所戴冠帽，被网友戏称为“诸葛亮”。仅存头部，整体器形不明。冠宽 7.1、脸宽6、 通高21.2厘米。国字脸，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方颌，长方耳，耳垂处有小圆孔，头后有“U”形轮廓，发式为笄发。戴高冠，冠梁较宽，绕头一圈，前额两侧向外伸出，呈 “几”字形，冠身较高且向后下方弯折，表面有多道沟垄，与后世的 “纶巾”较相似。下颌下接一长柱，类似人头像的颈部，末端呈尖锥状，原应套接其他器物，头后往下斜伸出一圆柱与头像相连。

9、金面具

金面具出土于五号祭祀坑。出土时仅残存约半，重约280克，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最重的金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面具是金银合制品，含金量约为85%，含银量约为13%—14%。其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以及宽大的耳朵等特征，与三星堆此前出土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据发掘者推测，它可能也是覆于铜头像或其他质地的面具之上。

10、青铜爬龙器盖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形态各异的龙形器，爬龙器盖便是其中之一。出土于三号祭祀坑，保存较完整。盖内径23.8、外径25、通高23.6厘米。盖钮呈花瓣状，盖面微内弧，子口，方唇，口沿处有九个等距分布的桥形小钮，用于扣合固定器身。龙的形象栩栩如生，头下尾上，头似虎，身似蛇，头上有长曲角和尖耳，臣字目，张口露牙，前爪搭于器盖口沿上，肘关节处有倒勾，后爪及后半身残，后爪似搭于盖钮上。盖身有两道扉棱，与爬龙一起将盖面三等分，扉棱以云纹为基础纹饰，龙身两侧饰重环纹，背部饰重菱纹；盖颈处饰一周圆圈纹和凹弦纹，盖钮和盖腹均饰波曲纹，以圆圈纹镶边，内侧为雷纹。

11、神树纹玉琮

三号坑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包括这件神树纹玉琮。玉琮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对应两面线刻神树纹样，刻痕较浅。神树纹分枝有两层，与1号神树的三层九枝不同。每层有垂直的主干和枝叶，主杆顶和枝头有大花苞。两侧神树纹有所细微差别，神树底座一为山形座，一为尊形器。带有神树纹的玉琮前所未见，为今人研究古蜀社会中神树的意义、象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考古人员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反映了早期古蜀与甘青地区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