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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寝室:被外卖,床帘和化妆品消解的集体秩序 | 眼光

张佳羽 湃客工坊 2021-01-05


11层高,528个房间,6人一间,3000多人居住,这是一幢地处北京的大学女生宿舍楼。楼里的集居生活,几乎每一个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都有所体会。

张佳羽曾是这三千多人中的一员。大学临近毕业时,她拿起相机记录了这幢集体宿舍楼里的生活:她敲开一扇扇紧闭的门,拍下了60多张床铺和它们主人的样子。她说这些人蜷缩在排列整齐的床上时,就像生长在实验室培养皿里的豆芽,因此她将这组照片命名为《培养皿》。

1995年,佳羽在沈阳出生。比起大部分同龄人,她的童年记忆跟集体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幼儿园期间就住过集体宿舍,小学阶段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度过。进入大学,她发现自己更关注社会现实,对工作和保研之类的事情提不起兴趣。在人人都为前程奔忙的名校里,她感到了一种无形的集体压力。

当意识到自己无法逃离这样的现实空间后,张佳羽试图用相机剖析集体生活的本质。她没有被摄影的美学规则束缚,而是找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进行记录——把宿舍当成了实验室,一次又一次地走近这些“培养皿”,冷静地拿到自己想要的大学生活切片。    


准备歪头的时候请歪一下手机 




















































张佳羽选择用影像截取隐藏在秩序下的生活切片。她说蜷缩在床上时,人就像生长在实验室培养皿里的豆芽,因此将这组照片命名为《培养皿》。  视频 / 史阳琨 


“ 
小时候,我受到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学习如何去适应规则,并争取做到优秀。大学之前,我待过的集体宿舍是一个进行教育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老师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比如在统一的时间起床和休息。是否遵守规则与操行分数息息相关,在学习成绩之外,这成为衡量孩子是否听话的标准。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我固化了一套生活模式,甚至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 。 
大学的集体生活虽然也有各种规则,但规则之间的空隙变大了。比如,再也没有按照统一时刻表生活的要求。我接触到了更多更丰富的信息,开始想把自己被压抑的个性释放出来。但每当我做出探索自我的努力时,仍然会感到孤独。一方面,我们被动选择和一群人分享生活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又迫切地寻求私人空间:在校园中寻找可以自由诉说和哭泣的角落,也在虚拟空间中倾诉情感和思想。为了在这种矛盾的状态里找到出口,我开始审视自我和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居住的女生宿舍楼:这幢11层的大楼,每层有48个房间,每个房间里住6个人,一共可以居住约3000人,人均占有的面积约2平米。每层楼的布局一样:有两个公共卫生间、一个开水房、一个大垃圾桶;走廊狭长,密不透风,两旁是嵌进墙里的军绿色的门,上面喷着三个简陋的红色数字。宿舍楼下是公共浴室,由宿管阿姨和保洁员管理。宿舍门口有电子门禁,男生是进不来的。每间房刚好能摆下六张上床下桌的铁架床,中间留一人宽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是可以晾衣服的阳台。在这幢楼里,每个人被分配到的资源和空间均等,但比邻而居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却既熟悉又陌生。 
直到有一年毕业季,我看到了清楼的场面,这时才意识到:这幢楼包裹着的个体样貌是如此多样且庞杂。那几天,原本属于私人空间的生活物品被抛弃到公共领域,变成了垃圾,它们堆积在楼道和宿舍楼下,混乱中暗藏着居住者们的生活密码。
《培养皿》项目的前后,我一直在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接近我理想中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实验舞蹈工作坊中体验过。在工作坊时,我们经常会一起搭建 “身体建筑”:每个人用身体作为材料,即兴舞动和连接,让“建筑”出现。一段时间后,我们会慢慢往外退,“建筑”旋即散开,我们的眼睛仍会看向那个曾经存在过的我们一起组成的“建筑”。这种细腻的合作让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接的无限可能。那时,我很自由,也很幸福。





张佳羽


1995年生于辽宁沈阳

现居北京和洛杉矶

加州艺术学院摄影与媒体研究生在读

她的作品探索广泛主题

包括身体,创伤,家族迁移史和集体居住





摄影 / 张佳羽
文 / 史阳琨 张佳羽 戚雅
策展 / 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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