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前期知识界接受西方“民族”概念的思想远因——以“日本优越论”为核心

本文作者董灏智教授

明治初期，日本知识人将西方“Nation”一词翻译为“民族”后，他们在使用“民族”概念的过程中，直接把“日本优越论”置于其中，进而创造出“日本民族”“大和民族”等词汇，从中突出强调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优秀特征。表面上看，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国粹主义密切相关，但若进一步考察，志贺重昂等国粹主义者以及《启蒙日本思想》等杂志中的“日本优越论”并不是首次出现，而是江户时代的主要思想之一。事实上，由于明清鼎革和明末赴日乞师者的影响，江户前期的山鹿素行、山崎闇斋等人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水土两个特性构建了“日本优越论”。重要的是，“日本优越论”不只成为江户后期本多利明、佐藤信渊以及吉田松阴对外扩张设想的“思想动因”，还影响了明治前期日本知识人对西方“民族”理念的接受和使用。

明治时代；西方“民族”理念；江户时代；日本优越论

近代以来，西方诸国的军事冲击先后打开了东亚各国的国门，强迫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此后西方的政治理念大量地传入东亚地区，尤其是“Nation”一词被翻译成“民族”之后，对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常将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一词究竟是中文的古典词汇还是日本人翻译的舶来品？二是日本近代知识人把Volk、Nation、Ethnos西方词汇翻译为“民族”的过程。对于前一个问题，随着国内学界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固有词汇，多次出现在中国典籍之中。根据郝时远的研究，《南齐书》《太白阴经》《皮子文薮》《三朝北盟会编》《鹤山集》《宋学士文集》等中国古代文献中明确载有“民族”一词，属于“族类”的词汇之一。同时，西晋“王浚妻华芳墓”的墓志中亦出现了“民族”一词，从考古层面证实了“民族”为中国古代词汇。然而，由于“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是高频使用的词汇，故近代以来的“民族”一词是否源自中国古代“民族”词汇，尚无准确定论，即使有学者指出1837年传教士创办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论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使用了“民族”一词，且早于日本人的翻译，但尚不能证明其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对于第二个问题，国内外学界的主流观点虽认为是近代日本学者将“Nation”翻译成“民族”，但日本学界何时使用“民族”一词则争议不断。安田浩考察了“国民”“臣民”“民族”等概念，认为，日本大约在1890年前后使用了“民族”一词，而尹健次则指出日本的“民族”观念（意识）形成于1900年前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冈本雅享指出，汉字语的“民族”，创立于1880年代末的日本。这意味着，“民族”与“国民”“人民”一样，是日本近代学者翻译的西方词汇之一，但三者之间的区分度不明显，使用的界限比较模糊，并无准确的意涵。正因如此，王柯把日本近代史上“Nation”意识的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自由民权运动同期，当时的Nation意识实际上是“国民”的意思；第二阶段与国粹主义运动同时开始，国粹主义者通过“民族”概念，强调日本国民具有别于他国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由上可知，学界对于近代日本接受和使用西方“民族”概念的思想文化基因的探讨较为薄弱，主要集中在国粹主义方面，但却忽视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优越论”取向，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近代日本接受和使用西方民族概念的思想远因，以期对学界有所裨益。

王柯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

“边疆”与历史认识》

一、近代日本人对西方“民族”概念的接受与使用

虽然，关于近代日本何时将西方的“Nation”翻译为“民族”一词，国内外学界尚无准确定论，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检索可知，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在1872年翻译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的《国法泛论》时，明确将“Nation”翻译成“民族”，其中言道：“各人种相分为数民种，如各民种亦相分数民族”，并指出，“民族”与“民种”的含义不同，“民族”萌芽于“民种”在历史沿革中出现的性情习俗的差别，进而使具有相同言语、风俗的“民种”形成了同一“民族”。这是目前所知日本人首次把“Nation”翻译为“民族”的最早例证，并直接把西方“民族”的概念引入日本。

然而，加藤弘之等人所翻译的“民族”概念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1874年，高桥二郎仿照西洋书籍编著的《启蒙日本杂志》，在了解西方国情的基础上，从地理、人民、政事三个方面介绍日本的国情。其中，他将“民族”与“人种”“民情”“风俗”一并列入“人民”之类，并从“国民的阶级”的层面解读“民族”的含义，认为日本从古至今分为华族、士族、卒族、神官、僧侣、平民等“民族”，且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地位完全不同。这意味着，高桥二郎对“民族”的认识与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含义，加藤弘之所翻译“民族”意涵对其影响不深。需要注意的是，在介绍日本“民族”之前，高桥二郎在“民情”中论述了日本人及日本国的优越性：“本邦之人，性质锐敏，能劳苦，气象活泼，贵勇武，贱怯懦，笃文学，好新奇，唯心计粗放……然开辟以来至今日，其间凡三千年长，独立东海，时盛衰，未受他国羁绊。”这意味着，高桥二郎虽受西洋之学的影响，但他对“民族”的理解却集中在“族类”“等级”等方面，其是从日本传统文化的脉络中解读“民族”，并将日本的优越性置于其中。

高桥二郎著《启蒙日本杂志》

1888年，山根银之助的《大和民族的性质气风概要》和志贺重昂的《日本人怀抱旨义之告白》两篇文章中皆使用了“大和民族”一词。前者特别指出，日本人仅用了二十年就完成了泰西诸国历经五六百年的时间才取得的业绩，而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非常敢为”“活泼精密”等优质特性。虽然，日本不同地方的人的气质、性格不同，但他们共同塑造了日本的“大和魂”。后者则重点突出大和民族的“国粹”（Nationality）意义。原本，“Nationality”一词具有国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含义，但志昂却直接将其翻译成“国粹”。在他看来，环绕日本列岛的天文、地文、风土、气象、景色等万般周围外物的感化、化学的反应以及千万年来的习惯、视听、经历促使生息往来于此的“大和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国粹”，而这一“国粹”正是“大和民族”历经千年所形成的优秀文化，是故，日本不能完全打破传统而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应当保存“国粹”并将其作为日本国民进退应变和进化改良的标准。由上可知，无论是山根银之助，还是志贺重昂，他们并未对“民族”的概念做出详细的分析，而是将日本的全体国民称为“日本民族”，并创造出“大和民族”一词，使其成为日本的代名词。重要的是，“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亦在重昂的视域内不时显现，他多次建议时人应详细整理“大和民族”特性中的美处、长处和粹处等，进而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的命脉，在此基础上学习泰西文化，从而使日本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意味着，重昂决不是保守主义者、排外主义者，其“国粹主义”的形成与“日本优越论”紧密相连，突出了他对“民族”的新认识。

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旨在提高日本人的道德教育，进而使当时的日本教育摆脱欧美知识的影响。其中虽不乏“国体”“国宪”“国法”等西方政治理念，但亦含有“臣民”“皇运”等传统词汇，并凸显出日本的皇统及日本人的优越之处：“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敎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在《教育敕语》颁布后不久，大量解读《教育敕语》的著作亦随之问世，诸如：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1891）、河井东涯的《教育修身美谈：敕语衍义》（1891）、那珂通世的《教育敕语衍义》（1891）、冈岛安平的《教育敕语问答》（1891）、铃木仓之助的《国民修身谈：敕语衍义》（1891）、北川舜治的《教育敕语童蒙解》（1891）、赤松连城的《敕语衍义》（1891）、重野安绎的《教育敕语衍义》（1892）等，其中，他们在解释“臣民”一词的时候则使用了“国民”“民族”“人民”等近代词汇。诚如那珂通世所言：“支那习俗，分臣与民，百官群吏之属而称之为臣，贵之以忠节。农工商贾之类则称之为民，唯出租赋而已……我邦则不然，全国人民皆一种民族，溯其源头，或出自皇子皇孙之后裔，或出自辅助祖宗功业之群臣。”之所以如此解释，是因为日本的“臣民”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臣民”。由于日本皇统“万世一系”的稳定性，无论是公卿大夫，还是田夫野人，皆为“皇室”的“臣民”，故以“人民”解释“臣民”最为合适，而全体“人民”则统称为“民族”。这意味着，那珂通世并未对“民族”的概念做出详细的解释，而是直接应用至解读《教育敕语》之中，泛指所有日本人，进而间接地提出了“日本民族”的说法。不宁唯是，那珂通世更在《教育敕语衍义》中反复论述“日本优越性”。他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指出日本天皇的皇统可追溯至“天祖天照皇太神”，日本为天照大神所开创的“皇国”，因此，“皇国之民”自古皆重“忠孝”、讲“信义”，为他国之人所不及。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虽未明确使用“大和民族”的字样，但却使用了“日本民族”“日本国民”等词汇，而“国民”“民族”也是译自“Nation”，井上用其指代“日本人”。在解释“臣民”时，他则采用“我邦之人”“日本人”“日本国民”“日本民族”等不同说法，并不时地折射出“日本的优越性”，其亦先从日本皇统入手，认为，“（日本）皇统连绵，实经二千五百五十余年之久，皇威益振，海外绝无类比，我邦之所以超然而秀于万国之间，然非树皇祖皇宗之徳极深厚，安能如此得其盛？”不止如此，他更是特别强调日本人“从古至今”所具有的优秀特质：“我邦古来多忠义之士，国家安危休戚与共，而不顾自身荣枯，为之四方奔走，舍身掷命，内以拥护皇室皇位，外以防备匪徒，抵挡外寇，古来不乏其人。”正因为日本人古来如此忠义，所以自日本建国以来从无敢觊觎神器而篡夺皇位之人。也就是说，他把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得以存续归因于日本国民自古来的浑然一体、至忠至孝之心，进而折射出日本人强于其他国家之人的特性。

《教育敕语》

井上哲次郎著《敕语衍义》

那珂通世、秋山四郎著《教育敕语衍义》

同时，“日本优越”的认识在金杉泰助编著的《国民之美风》一书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其中，金杉亦称日本为“大和民族”，认为，天神天孙降临使大和民族初定居此土，故今皇家、臣民皆是古天孙君臣之神裔。紧接着，他从敬神之心、尊王之心、爱国之心、喜洁净之心、义侠之心、至诚之心、女子之贞操、日本民族的勇气、大和民族的德行、优美的气象及美术、大和民族的知识等多个方面论证了“日本的优越性”，最后得出结论：“大和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保存共通的气象及主义，君、国、民三者关联密切，利害荣辱与共，故能结合一致，然最尊国民，所以国民放弃营自家之私……有‘大和民族之美称’的资格。”即使日本在近代以来遭受了西方列强的入侵，但只要日本人牢牢坚守天照大神赋予其自身的“大和魂”，日本民族必能够解除难局，破除外虏，仿照西方诸国，建立新式国家。

显而易见，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间，日本学者在未对西方“民族”概念做出充分解读的情况下，便直接使用“民族”一词，并创造出“日本民族”“大和民族”等词汇，用以指代“日本”及“日本人”，并把“日本优越论”置于其中。关键的是，从长时段日本历史脉络考察，近代国粹主义者及其主办的报纸上所凸显的“日本优越论”并不是首创，而在江户时代早已有之。这意味着，近代日本人的“民族优越论”取向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欧美诸国刺激的产物，显然与江户时代的“日本优越论”有着一定的关联。

金杉如山著《国民之美風》

二、江户“日本优越论”的逻辑脉络

所谓“日本优越论”，即日本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越之处。考察日本史，“日本优越论”盛行于江户时代。虽然，江户“日本优越论”散见于诸学派学者的学说之内，但通过整理与归纳，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皇统优越论”和“水土优越论”，“皇统”即皇帝的世系，“水土”即居住的自然环境。

事实上，“皇统优越论”最先并不是产生于江户时期，其渊源可追溯至8世纪的“神国”思想。“日本为神国”的思想最早源自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即“记纪神话”，其中不仅明确将天照大神的“神代谱系”作为天皇皇统的来源，还出现了“神国”一词。在13世纪，由于蒙古两次征伐日本的失败，日本的“神国”思想进一步膨胀，并逐渐凸显出日本神祇及日本神国的优越性，尤其是《神皇正统记》的问世，不仅直接称“日本为神国”“日本皇统源自天神”，更强调这些特征正是日本优越其他国家之处。同时，“日本为神国”的思想认识，还是室町幕府与明朝交往的原则、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侵略战争的因素之一。然而，壬辰战争虽以失败告终，但“日本为神国”“日本皇统源自天神”的说法却成为江户“皇统优越论”的主要内容，因而，江户思想家的学说中皆有不同程度的“皇统优越论”的阐述。其中，率先将“皇统”和“水土”结合起来阐述“日本优越论”的学者则是古学派的山鹿素行。

《神皇正统记》

山鹿素行（1622—1685）既是古学派的先驱者和重要代表学者，又是称“日本为中国”的第一人。在《中朝事实》的自序中，素行直接称日本为“中华文明之土”“中国之水土”，强调日本才是真正的“中朝”（中国），其他的国家全部是“外朝”。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于日本独有的“皇统”。在他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籍中所记载的日本“皇统”真实可信：一是日本皇统源自天神的谱系，二是日本皇统授自天神以来从未中断。在此基础上，素行进一步指出：“帝建皇极于人皇之始，定规模于万世之上而中国（即日本）明知三纲知不可遗，故皇统一立而亿万世袭之不变，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贰其时。万国禀王命而不异其俗，三纲终不沉沦，德化不陷涂炭。异城之外国岂可企望焉乎！”这意味着，日本之所以皇统“从未中断”而无乱臣贼子“篡弑”之事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日本人信奉、遵守儒学中的“三纲五常”，并使这一观念长期在日本深入人心。相反，作为“三纲五常”发源地的中国以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朝鲜，却时常发生“臣子弑其国君”的篡逆之事。是故，仅从“皇统”的视角考察，日本相对于中国王朝、朝鲜王朝的优越性已是不言而喻的。

不宁唯是，在素行的思想体系内，“水土优越论”与“皇统优越论”相辅相成，并且，“水土优越论”还是“皇统优越论”的重要因素，而素行论证日本水土优越的依据仍然是《日本书纪》。《日本书纪·神代上》记载：“天神谓伊奘诺尊、伊奘册尊曰：有丰苇原千秋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乃赐天琼戈。于是二神立于天上浮桥，投戈求地。因画沧海而引举之，即戈锋垂落之潮，结而为岛，名曰磤驭虑岛。二神降居彼岛，化作八寻之殿、又化竖天柱……（二神）遂为夫妇，先生蛭儿……次生淡洲，此亦不以充儿数……同宫共住而生儿、号大日本丰秋津洲。次淡路洲、次伊豫二名洲、次筑紫洲、次亿岐三子洲、次佐度洲、次越洲、次吉備子洲。由此谓之大八洲国矣。”以上内容，主要论述了天照大神指引伊奘诺尊和伊奘册尊创造日本、二神结为夫妇而生下诸子、建立“大八洲国”的神话，并特别强调，二神投“天琼戈”所得之地即是“日本”。然而，在素行看来，天照大神立于天上，俯察大地，知晓日本之地水土沃壤，人物庶富，故让二神选择日本立国。这意味着，日本人从古至今所居的水土是天照大神“选择”的结果，这一结果，使日本得天地之精秀，卓越于四海之内，既保持了天皇皇统的连续性，又无夷狄之患，这一方面是中国、朝鲜难以企及的。相反，中国王朝因封疆太广、四夷近边，时有匈奴契丹北虏南下侵扰之事，最终亡于夷狄。关键的是，素行还对《日本书纪》中的“大八洲国”和“倭国”赋予了新解。“大八洲”为“统治八方”之意，后世日本分“五畿七道”就是“八洲”之意的体现。“倭国”“倭奴国”中的“倭”字应为“吾”字，本为“倭音假用”，后人不知此意，却误为是对日本的蔑称，实是谬以千里。“后汉书曰，太倭王居耶麻台。唐东夷传曰，日本古倭奴也。是皆因商贾贩人之言，记其事，故不足以应也”。

舍人亲王著《日本书纪》

显然，素行并不是通过史事的考证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而是直接把《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代”内容视为真实的历史，其结果则不只使人皇谱系接续了神代谱系，还由此证明了日本优越的水土，因而，他撰写《中朝事实》的目的就是让日本人从儿童时代牢记日本“皇统”和“水土”的优越之处。是故，有学者将山鹿素行、水户义公（德川光国）与山崎闇斋并称为促使日本民族精神觉醒的三大思想家。与素行不同的是，德川光国和山崎闇斋主要从“皇统”层面论述日本的优越特性，而对日本水土的阐述则甚少。前者在朱舜水的影响下于1657年着手编纂日本的史书（即《大日本史》），该书采用汉文撰写，以朱子学的君臣大义名分为指导思想，从神话传说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写起，进一步将神话传说信史化，力证日本有史可载的皇统传承达两千年，诚如德川纲条在大日本史序言中所说：“自人皇肇基二千余年，神裔相承，列圣赞统，奸贼未尝生觊窬之心，神器所在，与日月并照……究其所原，是由祖宗仁泽，固结民心，磐石邦基也。”后者则以日本皇统源自天神且从未中断的事实为依据，极力批判中国儒学中的“汤武放伐论”，认为这一“易姓革命”思想必将颠覆日本的万世皇统乃至“神皇一统”的神国特征，从另一层面折射出日本皇统的优越性。

在素行的“日本水土优越论”之后，熊泽蕃山的《水土解》、西川如见的《日本水土考》从“水土”层面论证了日本的优越性。与素行不同的是，西川如见借用西洋的地理知识进一步论证日本水土优越论。他通过西洋的世界地图发现了世界分为“五大洲”，即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尼，而日本位于亚细亚洲的东部。关键的是，如见将周易八卦的方位与世界地图结合，指出，日本处于世界地图的东部及东北部，若从八卦的方位、卦德及五行属性来看，东方属震位、木德，为万物始出之地。东北方属艮位、土德，象征着“阴之终阳之始”之意。因此，日本之地植被茂盛，生机勃勃，故《日本书纪》《古事记》等称日本为“扶桑”“丰苇原瑞穗国”“日出之国”“日神主于此”的传统观点并不是虚构的传说，而是得到了西洋地图的证实。重要的是，西洋地图的传入，不仅更新了日本人的地理知识，还使他们重新认识了世界，更成为江户思想家论证日本水土优越性的重要依据，尤其是西洋地图使江户日本人意识到以“地圆学说”为基础的新天下观，并无固定中心，“从支那之书，以其国为中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居焉，所居皆中也，何国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即便是利玛窦以“中国为中心”而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也标识出日本在世界的地理位置和中国相差无几，处于相同纬度之上，那么，为什么中国为中心、称中华？日本反而要处于从属的地位、称夷狄？显然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天下观是站不住脚的，这意味着，江户学者们用非常直观的世界地图或地球仪，轻而易举地解构了长期压在日本身上的“中国中心论”，客观上推动了日本水土优越论的发展。

山鹿素行像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东亚

虽然，江户学者先后从“皇统”和“水土”两个方面论证日本的优越性，但由于中国儒学经典对日本的甚深影响，日本难以在文化层面凸显出优越特性。在这一背景下，古学派和国学派的问世便具有重要意义。以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率先通过新解“四书五经”的形式，解构了中国王朝长期赋予日本的“夷狄”身份。仁斋以是否具有“礼义”作为区分“华夷”的主要标准，因此，日本非但不是“夷狄”，反而比“中华”更“中华”，甚至具有中国不具备的优越特性：“吾太祖，开国元年，实于周惠王十七年，到今君臣相传，绵绵不绝，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实中国之所不及。”其中的开国元年即“前660年”，也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之年。仁斋虽未将日本皇统追溯至传说的神代，但日本皇统自人皇以来从未中断的事实却是中国皇统难以企及的，进一步证明日本是中华而不是夷狄。徂徕则认为，日本的“神道”接续的是早于周代的“夏商古道”，因为日本“神道”与殷商重鬼神、重祭祀、重卜筮的特性极为相似。相反，中国自孔子之后继承的是“周孔之道”，将“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徂徕在源头上证明了日本的优越性，他的做法对中国思想道统的斫伤，远远超过了江户日本的其他学者。继之，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派所建构的“日本优越论”则完全不同于素行、仁斋等人。宣长以“神道”作为日本思想文化的“古层”，而“神道”则存在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史书的“神代卷”之中，此为初学者入门之基，应反复熟读。然而，江户学者却不识日本“神道”的优越特性，反而信奉中国的圣人之道，试图通过中国典籍来解读日本“神道”，后世日本学者却利用中国思想解读日本文化，实是害道不浅。因此，宣长从日本自身文化入手，清除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构建日本神道文化的优越特性。

由上可知，江户学者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水土两个特性构建了日本优越论，进而解构了中国“华夷之辨”思想所给予日本的夷狄身份。关键的是，在山鹿素行、山崎闇斋、德川光国等人之后，无论是朱子学派、闇斋学派，还是水户学派、国学派、兰学派等皆有关于日本优越性的不同阐述。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所居水土是天神选择的结果、日本天皇为天神的子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正因如此，日本人自古以来接受的就是“天神”的教化，不会发生“易姓革命”之事，而日本历代天皇又重民之事、制民之产、尽农之利、除民之害、建民之长，使日本的政教尽善尽美，是故，日本及日本人的优越特性已是不言而喻，成为江户中后期的重要思想。

伊藤仁斋像

三、江户“日本优越论”中的“民族主义”取向

虽然，“民族”及“民族主义”是近代词汇，但并不意味着在它们问世之前就无相似的价值取向，如东亚传统世界“华夷之辨”中的“华夏”族类与“夷狄”族类的对立，便与近代民族与民族间的对立较为相似。关键的是，江户“日本优越论”不只体现了近代“民族”概念中的“自文化认同”，还折射出一定的“民族主义”取向。它的出现，既是日本从文化上摆脱中国“华夷秩序”的开端，还是江户后期思想家挽救日本内外危机的“文化动因”，更是明治知识界快速接受西方“民族”概念的思想远因。

E. J. Hobsbawm著《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 Myth, Reality》

在江户时代之前，东亚地区曾长期存在过某种以中国大陆政权为核心的“区域形态”，其表现形式为：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封贡关系”。与之相表里的是，中国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相较于周边属国均位处优势，并凸显出中外间鲜明的政治落差、经济落差和文化落差。其中，日本在1世纪前后虽以朝贡者的身份融入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区域体系中，并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但却长期被中国王朝视为“夷狄”族类。当其政治势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试图摆脱其被册封的身份，甚至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与中国王朝一争高下，以扭转中日之间的落差。所以，从5世纪至7世纪，先后发生的倭五王的“请封”与“自封”、隋倭国书事件、白村江之战以及丰臣秀吉发动的“壬辰倭乱”，皆是日本扭转中日间政治落差的尝试。但结果皆以失败告终。江户幕府的建立虽然结束了秀吉败绩后的区域动乱，但德川幕府的“锁国”战略亦表明日本无力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来继续扭转中日之间的明显落差。

韩东育著《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

然而，中国大陆于1644年发生的明清鼎革却为江户日本扭转文化落差、摆脱“夷狄”身份提供了契机。“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江户日本将“明清鼎革”视为“夷狄（满清）入主中原，华夏（明朝）沦为夷狄”，而明赴日乞师者在夸大“华夷变态”和渲染清人即将入侵日本的同时，甚至不乏言过其实的赞美之词，称日本为“中华”。崔芝（又称周鹤芝）是《华夷变态》中记载的第一个遣使赴日乞师的明朝官员。他对日本的称赞已不同于《明史》中“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的记载，而是变为：“恭惟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其中，“倭人”“夷狄”等蔑称已全然不见，并特别强调日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在崔芝之后，以郑芝龙、郑成功为主的明郑势力亦多次向日本乞师，他们的乞师次数约占明人总乞师次数的一半以上。郑芝龙、郑成功对日本的称赞程度远超崔芝，他不只追述了自汉魏以来中国与日本友好往来的历史，更是称颂日本在德川幕府的治理下已有中国三代之遗风，人人重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完全无异于中华之国，对德川将军亦不乏溢美之词：“恭惟上将军麾下，才擅擎天，勋高浴日。铸六十五州之刀剑，雌雄为精。”重要的是，乞师不成而长期客居日本的朱舜水对德川日本的赞美及影响远超崔芝、郑成功等人。舜水对德川光国治下的日本称赞有加，不仅认为中国不能行之的“大同之世”却在光国治下轻易实现，并将德川光国比作周文王：“书称文王能养老，天下莫不闻，东海之滨兴曰：‘西伯善养老’……今上公身自简朴，推以与人，岂与前王有间哉？”相似的言论在舜水与光国的通信中随处可见。重要的是，朱舜水在日期间与江户前期的朱子学派、古学派以及闇斋学派的主要人物皆有直接或间接往来，如朱子学派的木下顺安、安东省庵、安积觉，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闇斋学派的山崎闇斋、三宅观澜、浅见斋等。由于舜水留日的特殊身份，使其与江户学者接触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谨慎之心，甚至婉拒了伊藤仁斋的拜见，是故，即使从显微的史料中亦可推测出舜水的“实理实学”对素行、仁斋、徂徕等古学派学者的间接影响，但尚缺乏直接史料来得出充分而合理的结论。毋庸置疑的是，素行、仁斋、闇斋等人在间接了解舜水思想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接触到舜水对日本的“赞美之词”，而这些“赞美之词”却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不是夷狄”、甚至超越了“中华”。也就是说，明赴日乞师者的言辞帮助日本摆脱了中国王朝加在他们身上的“夷狄”身份。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素行、仁斋、闇斋等人开启了“日本皇统论优越论”和“日本水土优越论”的建构，而兰学的传入更从新的视角刺激了西川如见、杉田玄白等人“日本水土优越论”。

杉田玄白像

重要的是，在江户日本优越论盛行的过程中，日本的内外危机亦随之加剧。从江户元禄时期（1688—1703）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德川幕府“士农工商”的“四民制度”，触动了江户幕府的统治根基。同时，俄国、英国、法国等势力先后来到日本，不仅威胁到日本的领土安全，还危及“锁国体制”。在日本的内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江户“日本优越论”还成为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学者挽救日本危机的“思想动力”。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写道：“（日本）皇统连续至今，臣下无夺帝位之事……无篡逆帝位之事，是异国与我邦之别，（我邦）为仰尊神国风仪之所。”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混同大论》的第一段话中即写道：“（日本）皇大御国，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对外扩张来挽救日本内外危机的构想。利明建议幕府应率先夺取日本北部的“虾夷地”和东北部的“勘察加半岛”：“建都府于东虾夷内、中央为江户之都、定南都于大阪城……把（日本）建为世界第一大丰饶、大刚强之邦国。”又，“移日本国号于勘察加之地，改古日本之国号，建临时建筑……终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良国”。幕府占有二地之后，再出兵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信渊则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出兵中国的东北（满洲、鞑靼）。建议青森府和仙台府两地从海路出兵此地（两府士兵善于寒战）。同时，出沼垂府和金泽府之兵，从海路进攻朝鲜以东的中国东北。第二步，出兵朝鲜，建议分两路进军。一是出松江府和萩府之军船，从海路进攻朝鲜东部，由此占领朝鲜的咸镜、江原、庆尚三道。一是出博多府之兵，从海路袭击朝鲜南部的忠清道。占领朝鲜之后，配合进攻中国东北之地的军队，攻打北京。第三步，出大泊府之兵，从琉球攻取台湾，然后由台湾直达浙江各地，进而占领中国江南。第四步，天皇御驾亲征，占领整个中国。不难发现，利明和信渊思想中的“皇统源自天神”“皇统连续至今”“臣下篡夺之事”“皇大御国”等说法正是江户前期“皇统优越论”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利明和信渊不但继承了此前的“皇统优越论”，更暗示出优越的“皇统”必将帮助日本摆脱内外危机，并以此作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动因”，进而为其对外扩张设想提供了合理依据。

利明、信渊等人的对外扩张构想作为挽救日本危机的方案虽未被德川幕府付诸实践，但却影响了开国之后的吉田松阴。1853年，日本被迫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安政五国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日本开放港口，允许外国人通商，承认外国人的居住权和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面对日渐加剧的危局，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亦提出了通过对外扩张来解决日本开国以来危机的设想：“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今堪察加半岛）、隩都加（今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而松阴提出这一构想的基础仍是“日本优越论”，在他看来，“日本为皇国”“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等优越特性必然会使日本重新强盛，俄国、美国对日本的威胁只是暂时的危机。虽然，松阴因“安政大狱”而被幕府杀害，但他的思想却被弟子们所继承、发扬并应用于改造国家的实践之中，推动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等日本历史发展的木户孝允、井上馨、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久阪玄瑞、伊藤博文等关键人物，皆出自松阴门下。在明治政府成立的第二年（1869），木户孝允便向明治政府的要员岩仓具视、大村益次郎等人建议日本出兵朝鲜，为明治“征韩论”的首倡者。孝允在《大村益次郎宛书》中写道：“以朝廷的兵力为主，开辟韩地釜山附港……他日欲振兴皇国，维系万世，除此之外，别无他策……韩地之事为皇国以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也。愚谓日本光辉东海，应从此地开始。”这意味着，孝允在明治政府尚未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情况下便提出了“征韩论”，其“思想动力”依旧是“皇国”“万世一系”等日本优越论，并特别指出，对外扩张是日本“振兴皇国”“维系万世”的唯一手段。也就是说，在孝允的视域内，日本对外扩张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挽救外部危机，而是提高到维护“日本优越论”的程度，进而使“日本优越论”和对外扩张相辅相成，互为助力，影响了明治政府的对外策略。

木户孝允

由上可知，江户“日本优越论”中的文化认同以及其在江户后期挽救日本危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折射出近代“民族”理念中的“共同文化”“国家认同”等取向，甚至有学者直接以“民族主义”称之：“这一思潮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型华夷秩序的逆反，是一种‘原型的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即传统的民族主义。”按照胡适的说法，“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以此审视江户“日本优越论”，便可发现其与“民族主义”的相似性。正因如此，在“民族”概念传入日本之后，明治学者首先意识到“民族”是“日本”、全体“日本人”的代称，紧接着便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以及日本人的优越特征赋予其中，直接凸显出日本民族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和民族”的说法。随着明治学人对“民族”理念的深入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江户“日本优越论”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得到了“民族”观念的印证。在山根银之助、志贺重昂、井上哲次郎、那珂通世、金杉泰助等人的视域内，日本从古至今就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或“民族国家”，“日本民族源自同一古传说体系，数千年来居住同一国土，有着同一言语、习惯、风俗、历史等，未有其他民族混入其中”。也就是说，日本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远远超过欧美诸国，并且，还具备他们所没有的“万世一系”的谱系。黑川真赖在1880年的《君臣说》中言道：“今我邦，与海外诸国并立，执对等之礼，而文学不及彼，兵力不及彼，城郭不及彼，船车不及彼，工艺不及彼，商沽不及彼，而彼不及我者，独君臣之道，此所以与彼并立也。”其中的“君臣之道”正是日本无篡弑之事而使皇统连绵不绝，这是日本能与万国并立而无愧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日本不但能够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能实现对外扩张的设想。是故，“日本优越论”与“民族”理念在日本明治前期得到了完美结合，尤其是“皇统优越论”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极度膨胀，加速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步伐，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则更一步证明了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向卿著《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

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日本明治前期的官方及思想界虽对西方“民族”概念的理解不一，甚至将“Nation”翻译成“民族”还是“国民”亦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把“日本优越论”置于其中，创造出“日本民族”“大和民族”等词汇，凸显出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优秀特征。

本文作者著《“四书化”与“去四书化”：“儒学经典在“近世”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

从江户—明治的历史脉络表明，明治日本知识界对西方“民族”理念的接受和应用，并不完全是西方思想冲击的结果，更与江户时代的“日本优越论”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不应该被“前近代”和“近代”的理念而人为地一分为二，事实上，形成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优越论”已经成为日本思想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它决定了近代日本的天下观念、外交策略，也部分规定了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的走向，而西方学说的传入更加刺激了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行动。从这一层面来看，明治日本诸多看似费解的问题便极易理解，我们更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明治日本思想与行动的历史远因。

（作者现兼职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成员）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作者：董灏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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