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都相信，科学研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事业，科学系统具有强效的自我纠偏机制保证知识生产的可靠性。“20世纪以后，科学活动已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兴趣爱好，而成为千百万人谋生的职业；知识生产开始与利益问题直接挂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接二连三地曝光科学欺诈事件，如斯坦福大学卢卡斯事件、耶鲁大学索曼事件、哈佛大学达尔西事件等，这使得美国社会逐渐意识到科学的自我纠偏是一种“并不完美的理念”。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学术不端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尽管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政府频繁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以治理中国学术界的诚信危机问题，但是，无论从学术不端事件的曝光案例数量，还是从普通学者的不规范发表行为、期刊撤稿论文数量来看，我国的科研诚信状况都不容乐观。原因何在？对科研诚信概念缺乏准确的界定和理解是重要原因之一。

2. “科研诚信”的经典界定

科研诚信作为一种职业伦理，不仅要符合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的普遍性要求，还要符合学术研究这一职业的特殊要求。在当前的各种政策文本中，对科研诚信的界定主要是从正面阐述科研诚信的伦理原则与负面描述具体的科研不端行为两个角度展开。前一种定义方式的优点是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包容性，使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指代某一类行为，缺点是语义模糊且不具有现实操作性，使得政策文本只能成为一种国家倡导的象征性规范；无法像法律条文一样，通过“明确禁止”达到让受众准确理解法律边界的目的，“红线”在哪里不清楚。

“科研不端”作为“科研诚信”的对立面（即“失信”）一直是政策文本的核心概念之一。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称ORI）认为“学术不端是指在申请、实施、评审研究课题或报告研究成果中的伪造、篡改或剽窃行为（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or Plagiarism，简称FFP）。”这一定义的优势是概念清晰、管理可操作性强。然而，已有大量研究指明不属于FFP的有问题的研究实践（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更为常见，对科研诚信的影响更为巨大，如不当署名、重复发表等。

3. 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解读文本和概念的意义及其社会影响的一种有效方法。本研究以16份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文本为素材，通过话语分析解读政府对科研诚信的界定及其内在逻辑，为科研诚信的治理和学者个体的自我行为约束提供参考和依据。

4. 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4.1 政策话语的词语选择

语言词汇的使用频次差异可以用来测量特定时期政府对特定领域的政策注意力分配。在政策样本中，“科研”的词频远高于“学术”；“科研诚信”的词频远远高于其他同类词汇，“科研不端”和“学术不端”作为“科研诚信”的对立面出现频率接近“科研诚信”的半数，“学术诚信”这个词汇仅偶尔出现。这说明我国政府的政策关注度主要集中在“科研”领域。“学术不端”大量出现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2009）》《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2016）》这两个由教育部单独颁发的政策文本中。但是，在有教育部参加联合发文的所有政策样本中，都没有出现“学术不端”“学术诚信”这样的词汇。

4.2 政策话语的概念界定

人们赋予一个概念实质性含义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明确定义这个概念，显性地规定它的含义；二是通过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这个概念或相关概念，隐性地建构它的含义”。以“科研诚信”为主题的政策文本主要也采用两种模式界定核心概念的含义：一是正面阐释科研诚信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或者不对“科研诚信”做任何文本上的界定，在文本语境中隐性构建其含义；二是通过列举明确具体的不端行为从“言行禁止”的视角显性地规定行为的“红线”。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十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2009）。后者的代表性政策是《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2019）、《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2019）。

我们提取各政策文本对不端行为定义的内容进行编码，数据显示，剽窃、伪造、抄袭、篡改四种行为不仅出现频次高，而且文件覆盖率也高。此外，我国的政策文本还高度关注在科研项目申请、人才计划申报等活动中出现的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息的现象，在研究成果发表中的买卖论文、代写等现象。这说明国内的科研诚信管理面临的情况可能比英美学界更为复杂。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政策文本在枚举具体不端行为时都将最后一条列为“其他科研/学术不端行为”，以此应对政策制定滞后性的问题。

4.3 政策话语的语义功能

公共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指出，不同话语在公共政策中的语义功能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1）“实是”话语分析

“实是”话语是陈述公共政策制定之前公共事务或公共问题的存在状态，以此显示政策制定的现实依据与问题导向。在本研究的政策样本中，话语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状的描述主要以主观感受为依据，缺少实质性的事实或数据的支撑；二是话语表述的展开遵循“成绩显著是主流、异常事件时常发生”的陈述逻辑。

（2）“评价”话语分析

“评价”话语代表了处于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政策文本的核心目的是引导社会个体或组织依据主流价值观念开展行动，体现了政策制定者依据主流价值观念改造社会现实的政策意图。在本研究的政策样本中，“评价”话语主要有两种呈现模式：一是以某种价值观念话语为标准，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二是以已有法律或政策为标准，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以价值观念表述政策依据时，常用的话语又分为政治指导思想话语和职业伦理话语两种基本的类型。在以既有法律或政策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和目的时，被引述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3）“行动”话语分析

“行动”话语体现了政策的“以言行事”的能力，通过政策设定引导或者规范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在“行动”话语中有二个要素居于核心地位：一是行动主体，二是行动模式。政策文本数据显示，“单位”“高等学校”“机关”“科研机构”等表示组织机构的词汇出现频次高于“专家”“作者”“科研人员”“负责人”等表示个体行动者的词汇。目前的科研诚信政策已经形成了“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个体研究人员”三层行动主体的格局，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主要是在科研不端事件的调查处理中依据“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属地管理”。

（4）“后果”话语分析

“后果”指明行动主体在遵循或违背政策文本规范时所面临的奖惩，对行动者具有警示或激励作用。政策文本样本中的处罚性动词进行编码，统计发现“通报批评”“取消”“撤销”“警告”“终止”“谈话”是处罚中频率最高的措施。目前政策文本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主要以名誉性和利益性处罚为主，只有特别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才会危及当事人的职业生涯，这和欧美学术界有很大的区别。

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的科研机构的行为规范主要依靠政策指导，但是目前国内科研政策本身的随意性较大，有必要通过法律来规范我国科研机构组织的治理。但是，行为主体、行为边界、行为责任的清晰界定是对科研诚信进行立法的前提。因此，使用法律手段解决科研诚信问题非常困难，科研诚信问题的治理仍然很大程度依赖于科研管理政策在内容上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