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在京揭晓，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榜上有名。

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并清理出墓葬、火塘等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动物骨骼及植物遗存等，多达1万余件。其中，黄门岩2号洞还发现距今2万余年、华南地区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青塘遗址出土动物种属以鹿为最大宗，螺蚌、龟鳖等水生动物亦很多；植物遗存除了果核以外，还检测到禾本科淀粉粒，有加工利用植物资源的明确迹象。

专家点评：青塘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与多样性、区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城河遗址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其北城垣外侧的王家塝地点于2017年底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墓葬形制清晰，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并发现同穴多室合葬墓。葬具痕迹包括独木棺和长方形边框的板棺，属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的情况来看，已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

城河遗址M4出土器物

专家点评：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聚落形态的角度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的内涵。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发现比较缺乏的空白，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葬形制改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葬礼仪的认知。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6年以来，考古人员对芦山峁遗址核心区最南端的大营盘梁人工台城及其顶部建筑展开发掘工作，确定其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大营盘梁台基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玉器奠基的现象。

专家点评：芦山峁遗址为认识龙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流动、社会变迁、中原与北方区域互动，乃至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其构建的规整院落，似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落、都邑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筒瓦和槽型板瓦的发现，将中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大量玉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其与周边地区普遍存在以玉为礼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价值认同。

吉仁台沟口遗址共揭露房址37座，窑址、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000余件，发现有极为丰富的燃煤遗存。出土了青铜时代晚期墓葬9座，分布零散，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

专家点评：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为研究西天山地区人群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这是新疆史前唯一一处有明确冶金证据链的遗址，对中国及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酒务头墓地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出土铜、玉、陶、骨等文物500余件。出土器物组合完整，发现大量带有相同族氏铭文青铜器。青铜器中，有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等。青铜器的组合关系、纹饰风格与殷墟一致。

专家点评：酒务头商代墓地是一处大型晚商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该墓地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铜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对于研究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刘家洼遗址东区中部发现一座10余万平方米的城址，勘探发现大量灰坑和板瓦等建筑地基，应是高等级人群居住区，其外围为一般居址区和墓葬区。墓葬主体与两周时期周系墓葬的特征保持一致，清理出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其中，金首权杖、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饰物，带有浓厚的草原文化气息。经确认，这里当为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

专家点评：芮国，这个历史上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的最后政治中心，经刘家洼遗址的考古发掘最终得以确认。这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同使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栏木床遗存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黄泗浦遗址清理出南朝至唐宋时期的道路、灰坑、水井、水沟等遗迹，发现有唐宋时期的河道、木桥、房址、仓廒等遗迹。结合文献材料，证实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时，曾在黄泗浦停留近一个月，最终从该港出海。

专家点评：考古工作者历经十多年，揭示了唐宋河道，发现了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和栈桥遗迹，提出了黄泗浦河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曾为繁华的港口，在江南地区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新认识。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寺院，发掘者认为，可能与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地点有关，是较为重要的新认识。该遗址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及海岸线变迁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太子城遗址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其南区核心9号基址是太子城内单体面积最大、台基最高、规格最高的基址。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螭吻、频伽、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为主。其白釉“尚食局”款瓷器与定窑窑址金代后期出土器物完全相同，故可确定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

太子城遗址出土泥质灰陶龙形脊饰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专家点评：太子城遗址是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这是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级重要城址。根据考古新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推定此遗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其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中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等对研究金代捺钵制度、行宫选址与营建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范家堰遗址分为衙署办公区和园林区，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H1为中心，环绕分布有门屋、景亭、台榭、截洪沟、券顶涵洞等。该遗址出土有铁雷、铜质象棋子、黑釉瓷器，带有“淳”“大宋”等铭文的铭文瓦。

专家点评：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结合历史文献推断，该遗址应为1243年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修筑钓鱼城时所徙的合州州治。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舰体残骸呈上下颠倒翻扣在海底，总体残长80米，宽12米，泥下最大埋深达6.4米。在泥下5.5米深度找到“经远”舰铭牌，由此确证该舰即北洋海军在甲午黄海海战中沉没的“经远舰”。本次调查提取了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各类遗物标本500余件。

专家点评：“经远舰”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牌，并首次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最早实例之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