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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首发 | 韩毓海:波罗

韩毓海 读书杂志 2024-02-05

编者按

横山起义的故事颇富传奇,在中国革命危难之时,胡景铎等的起义倒戈,扩大了中共的陕北根据地,有了周转回旋的余地。韩毓海由此出发,思考的是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同窗、同乡、乡党与同志之间的关系,乃至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与礼乐之制的关系。



波罗


文 | 韩毓海
(《读书》2021年7期新刊)

如果把中国革命视为中华文明一次伟大的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那么,中国的社会精英如何具备了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思想,如何成为革命的先驱者和发动者,他们怎样在远离了立场犹疑、见风使舵、具有投机性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背弃了自己绅士和有产者的生活,与脚上有牛屎的农民结合在一起,通过自身和自己家族的残酷牺牲,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中,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灾难深重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
 
中国革命是一场深广的人民大革命,但是,如果没有精英分子的参与、发动乃至领导,没有他们大无畏的牺牲奋斗精神,没有他们主动地与人民结合在一起,没有他们如此彻底地“放下”——“放下”自我和自我利益,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与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怀抱着这样的问题,我接受了友人的邀请,从华北平原跨越太行和吕梁,飞向千里之外的陕北。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故乡。


 


01

 
此行首先抵达的是榆林的横山。延安和榆林,一南一北,是陕北的柱石,榆林所辖诸县市里,向南直线方向,正对着延安的,就是横山。
 
横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条山脉,它从甘肃六盘山出发,穿宁夏、进陕北,一路绵延浩荡,奔向黄河岸边,而背靠毛乌素沙地,向南面对黄土高原的横山,简直就是这样——赤条条、无牵挂地横站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枣湾、羊圈、干沟子,土洞、沙梁、柠条山……横山一路所及,扑面而来的,大都是这些土得掉渣的名字,对我而言,唯一例外的地名,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波罗。这个名字,仿佛是从历史中跳出来,让人眼前一亮。“波罗”,因佛寺而得名,横山此地大兴佛寺,时在北魏。建造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鲜卑人,也在此建一片浮屠。“波罗”这个名字当然是外来的,它取自“般若波罗蜜”。般若是“智慧”,“蜜”的意思是“去”,而“波罗”是“光明、美好的世界”,般若波罗蜜,意思就是“引领你去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而般若波罗蜜,讲的就是:唯有“放下”自我,才能求得解放和解脱。这是个极为深刻、朴素的道理。
 
横山有大河,最著名的是无定河——就是古往今来,多少诗词名篇,都写到的那条令“深闺梦里人”魂牵梦绕的边河。无定河划开了中原与草原,是两种文明和生产方式的纽带,无定河两岸,经历史长河冲刷出的台地草甸,蒹葭苍苍,在我们的先人渔猎耕耘了五千多年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庄严的古寺——接引寺。


接引寺乃是波罗的地标,“接引”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般若波罗蜜。背靠草原,面向中原的接引寺上,有古城堡一座,名波罗堡。明代军政两分,榆林镇(延绥镇)沿着明长城,有三十六营堡,横山境内有五堡,波罗堡即其一。在这个遥远的地方,顿悟了什么是“放下”,什么叫祛除利益取舍,何谓祛除烦恼、恐惧,油然而生“解放”和“解脱”;何谓引导人们去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与顿悟,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要旨,这就是波罗这个地方给与我的,是我此行的收获。
 
波罗触发我的,起初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一九四六年,在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抉择焦点上,在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的时刻,也就是在波罗这个地方,发生了后来被证明对扭转陕北战局有着重要作用的事变——横山起义。

戴海燕油画作品《横山起义》(来源:sohu.com)

 
一九四六年夏,胡宗南部由南向北,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由北向南,形成南北夹击,进攻延安之态势,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似乎只有一条退路_东渡黄河,去往山西——不得不全面放弃陕甘宁根据地,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危局。
 
欲取延安,必取榆林;欲固榆林,必重横山。因为横山向南,正对着延安。而大危局的转变,往往具有壮烈的风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凌晨,驻守横山的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和陕北保安部队大部共五千余人,在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时任国民党晋陕绥司令部少将参议胡希仲等人率领下,于横山波罗堡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投向延安。横山起义爆发,使得陕北的大部分地区,一朝回到了共产党手中。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变。蒋介石的一手好牌,因此被釜底抽薪。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九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满打满算不过百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背后有美苏两强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党代表的则不过是“边区政府”,延安之外,中共在全国只有几个零散的根据地,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国共两党一清二楚的实力对比情况—一旦考虑到这个现实,就会明白,横山的起义者选择的是怎样的道路,他们为这样的选择,又准备付出怎样的牺牲。横山起义,对于解除延安北方重围,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毛主席做出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延安北方局势的松动,毛主席就没有转战陕北的广阔空间。
 
率部起义的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二人,都是富平人。他们率领的起义部队,主要由富平抗日子弟兵构成。晚清到民国,陕西富平,当地最有名望的家族,是胡家,这一家里,出现了叱咤风云的六兄弟。长兄胡景翼,是辛亥革命元勋,也是关中大地上涌现出的著名的戎马书生。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胡景翼经历了多次起义、流亡与失败。胡景翼一生主张反抗帝国主义,倡导民主政治,践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杨虎城、邓宝珊、高桂滋等,皆为胡景翼部将,李大钊曾经这样评价胡景翼说:“与我党合作之最可靠者,非此君莫属。”然而,不幸的是,一九二五年四月,胡景翼因毒疮发作,病逝于开封,去世时只有三十四岁。天不假年,赍志以殁。

陕西靖国诸将领合影(左二邓宝珊、左五胡景翼)(来源:baike.soso.com)

 
忠孝节义,是富平胡家的门风。胡家六兄弟中,年纪最小的是胡景铎,他与侄子——也就是大哥胡景翼的独子胡希仲——年龄相仿,叔侄俩仅相差三岁,一起长大,一同进学。在小学、中学时代,胡家叔侄有一位同窗挚友,名叫习仲勋。
 
在讲到横山起义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献中,研究重点,都放在习仲勋、师源等人与胡家叔侄之间的“革命友谊”之上,但是,我感到,如果离开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底蕴,离开了陕西这块土地,离开了陕西、富平的家风门风,离开了厚植于这块土地上的乡党气节,仅讲“革命友谊”,恐怕还是难以解释他们之间那种特殊交往,难以阐明那种侠肝义胆的生死情义。
 
习仲勋是横山起义的策动者,是胡家叔侄走上革命道路的引领者,但与“引领者”比较,我深感,“接引”似乎是一个更为准确传神的词,而接引的意思,就是“波罗”。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革命的学说,其实也就是引导你走向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
 
陕西和陕北,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革命的故乡?中国革命思想中,怎样包纳着这块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漫长、深刻、朴素的智慧?革命与传统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同窗、同乡、乡党与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进而言之,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与礼乐之制的关系又是什么?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02


陕西,是周的故地,周礼,是中国制度的肇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中,《仪礼》最古,其中《仪礼·士相见》,讲的是社会精英之间的交往准则和习俗。“士与士相见”,并非简单的直接见面,实际上,在见面之前,他们必须要通过“傧者”(捎信人)传达邀请,要通过书信和礼物“礼尚往来”,总之,必须事先通过“礼仪”以表达诚意。书信、傧者和礼物,这三者在中国社会精英的交往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研究这段历史,最吸引我的,乃是习仲勋与胡希仲之间、胡家叔侄与亲朋好友之间大量的书信往来,以及传递书信的方式。而无私的“革命友谊”,就建立在这种庄重的礼仪之上,是厚重的礼乐制度的现代升华。
 
天下与国家,是胡家叔侄和习仲勋共同的话题,及至他们离别家乡,各奔东西,依旧还是通过书信,通过信使,通过互赠礼物,继续热烈地谈论着这些话题。于是,不绝的书信、信使和礼物,就成为联系这些伟大理想,传递这种高尚情义的方式和纽带。天下兴亡,归根到底,是“乡曲父老,同学少年”这个礼乐共同体的兴亡。
 
正是通过这种“礼尚往来”,胡家叔侄才一步步地冲破艰难险阻,不顾一切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胡希仲(来源:page.om.qq.com)


一九三九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胡希仲在富平组织抗日义勇军,带领富平子弟兵离开渭北家乡,奔赴山西前线,编入高桂滋八十四师。当时,正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捎书给胡希仲,并附上二百银元,以壮军需。在八十四师担任营长的胡景铎统领下,胡希仲率富平子弟兵在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激战,“胡营愣娃”一战成名。那一年,胡景铎二十五岁,胡希仲二十二岁。
 
书信、礼物之外,信使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勋从绥德派侯金榜赴西安看望胡希仲,侯金榜在途中(耀县)被捕,这位信使叛变了,他交出了习仲勋给胡希仲的信,且供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习仲勋的信中叙述的皆是兄弟情义,陈说的都是家国大义,并无任何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内容,但狭隘多疑的蒋介石,据此认为胡希仲“通共”,盛怒之下,蒋亲自批示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就地处置”胡希仲。
 
蒋介石的横霸,是典型的“无礼”“非礼”之举,不但触动了陕西“乡党”,更触动了“礼尚往来”的礼乐共同体,当然也触动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基础。在国民党元老高桂滋、于右任、冯玉祥、张群、邓宝珊等的强力斡旋下,胡希仲终得以免死,恢复了自由。
 
一九四五年十月,根据毛泽东提议,由习仲勋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毛泽东当时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那一年,习仲勋三十二岁。从这个时期开始,胡希仲与习仲勋之间,终于又恢复了书信往来。他们汲取了此前的教训,信使的选择变得极为慎重。在可靠信使传递的书信中,胡希仲敞开心扉,向习仲勋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压力,乃至对于蒋介石统治的不满和厌恶,在信中,他们谈人生、谈哲学,也谈诗词,而习仲勋则讲述了这样的道理:只有彻底放下自我,才有无限光明。胡希仲后来说,习仲勋信中的这些语言,成为他当时最大的慰藉。
 
一九四六年春,习仲勋派出师源作为信使,两次进入波罗堡与胡景铎见面,师源与胡景铎是富平同乡、中学同窗,而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第二次进波罗堡,即向胡景铎宣布,经习仲勋介绍,中共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中旬,习仲勋派出西北局统战部长范明,再赴波罗堡,这一次,范明带去的习仲勋亲笔信,是写在白绫之上。以白绫为信物,表心明志,此为“礼”之最高者。而接到白绫信物之后,胡家叔侄和范明商定了举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8年5月,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来源:tianshui.com)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接胡景铎通知,胡希仲离开榆林,于次日拂晓进入波罗。十三日凌晨,胡景铎率所部五千余人发动了横山起义,随即解放了无定河以南五千余平方公里的辽阔区域。这些地区的解放,为此后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赢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起义军通电宣告:继续靖国军精神,为和平建国而奋斗。习仲勋代表中共西北局,宣布组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在延安,胡希仲与习仲勋久别重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接见胡景铎等起义部队主要干部,毛泽东握着胡景铎的手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03


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中,精英阶层总是少数,而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精英的选择不外是两种:一种是自觉于自身之稀有和宝贵,于是率先逃走,以此保存“国粹”;另一种则是留下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使自己成了光,成了灰,燃烧照耀着人民奋起救亡的路。
 
一九三七年,钱基博先生随浙江大学辗转于江西泰和,他撰文《吾人何以自处》,其中讲了几个读书人的故事,如今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其中谈《孟子》里的故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闻讯,立即逃跑,而且还有“从先生者七十人”,而当敌人撤走、风平浪静之后,曾子方才大摇大摆地回来,继续做学问。子思居于卫,有齐寇,子思的门人就说:“老师,咱们赶紧跑吧。”子思回答说:如果大家都跑路了,那谁来为国家守城呢?于是子思就与门人一起留下抗敌。
 
孟子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确认、自我认同、自我评估各异。曾子把自己视为老师,而儒家最讲尊师重道,因此遇到危险,老师就必须先跑,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乃国家民族之宝贵财富,不能贸然牺牲,更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所以,老师率先逃跑,这正是爱国的表现。与曾子不同,子思是把自己视为国家的臣子,臣子皆有保卫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所以,他选择了与城共存亡。
 
敌军兵临城下,大举围城,知识分子是留下来坚持抗敌,还是率先逃跑,这是一个问题。而钱基博的思考是:扪心自问,面对敌人围城,读书人当然可以选择逃离、选择逃难、选择从长计议,乃至选择苟活,人皆怕死,谁也不必唱高调。人皆有死,生死面前,精英阶层与老百姓都有命一条,因此,读书人也应该因此知道,自己活下来,逃命成功,这是因为千百万人的牺牲,他应该对于这种牺牲怀抱歉疚,从此,他的学问之中,应该包纳有这种深深的歉疚,从此读书人应该知道:吾人的学问,是建立在人民的牺牲之上的。读书人要知耻,知耻后勇。


“从来都是鞋匠起义要当老爷,老爷起义要当鞋匠——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许只有一次。”这是一位俄罗斯思想家的名言,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精神的由衷赞美和敬意。正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是“鞋匠起义要当老爷”,所以,人们就总是难以理解“老爷起义要当鞋匠”的壮举。
 
一九四〇年,胡家叔侄血战中条山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研究历史,他从历史和战略的角度,重新发现了陕甘宁这个地方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联系。这个人就是陈寅恪,当时,他写下的著作有两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文史经典。

陈寅恪(来源:sohu.com)

与胡景铎、胡希仲一样,陈寅恪也出身于督抚之家。陈寅恪的祖父是清朝湖南巡抚陈宝箴。与胡家叔侄一样,陈寅恪胸中也有万丈不平,自然也有万丈韬略。但是,他们的思考与选择不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胡家叔侄的回答是:放下自我,到脚上有牛屎的人民中去。而陈寅恪关怀的问题则是:如果没有了贵族、如果没有了世家,中国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陈寅恪魂牵梦绕,一辈子都没有能够放下。陈寅恪有十分豪迈的诗句:“读史早知今日事。”他讲得很自信,很豪迈,也很自傲,能够以史证今,善于“用学问讲政治”,能以历史上之“大变局”认识眼前之“大变局”,陈寅恪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本领,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实际上,对于中国之命运,陈寅恪心里的答案是清楚的,在他的著作里,他对自己心声的表达也是明确的:观历史之变迁,中华文明的根脉就在于文化学术,文化学术之根脉在于家族,家族之根脉,则在于地域。因此,离开了贵族阶级,特别是贵族文化,离开了精英家族,中华文明就无以附丽,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这就是陈寅恪的基本立场。“国家神圣,而学术尤神圣,未有不学无术之国家,而可以长治久安者也。”学术比国家更重要,没有知识与学术的国家,亡了也罢。这是一种天真,也是一种骄傲。但是,究竟什么是知识?毛泽东在延安曾经这样回答说:除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者之外,还有其他别的知识吗?答案是没有了。
 
一九四〇年,面对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寅恪思考的却是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重大变局——公元三一六至五八一年,从西晋灭亡到隋朝建立,中华文明,究竟依凭着何种力量,度过了长达近三百年天下大乱的艰难时光呢?审视这个历史大变局,究竟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陈寅恪的结论是:要走出旷古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只能靠胡汉贵族的融合,以形成一个新的贵族领导阶级。由此出发,陈寅恪对于上述约三百年之历史,做出了令人叹服的剖析:纵观天下大势,无非是北魏西魏、江左、北周三足鼎立,其中南方的萧梁政权,固然完整地保存了中原贵族文化,但却因拒绝与胡族贵族文化相融合,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占据中原和洛阳的北魏、西魏政权,则由于实行“全盘中原贵族化之过度政策”,因而得罪了胡族,这条路其实也走不通;而只有偏居于关中之北,河西走廊之东的北周,因为天时地利的原因,能够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只有在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上,走胡汉融合的新路,如此才能顺天应命,成就伟业。
 
因为瞩目于北周之何以兴起,陈寅恪方才透过遥远而繁茂芜杂的历史,目光深邃地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关陇”,并创造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范畴—“关陇制度”。陈寅恪概括说:北周的伟大,就在于立足关陇成一新制度,而“关陇制度”,便是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也是唐代政治兴衰转折的要害所在。“读史早知今日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谓“关陇”者,无他,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作为末代贵族,晚清遗民,陈寅恪自然没有多少赞成和拥护国民党政权的理由,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赞成共产党,如果说,彼时的陈寅恪,心中向往延安,那几乎就是荒谬的。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来源:wenhui.whb.cn)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选集》甫一出版,钱基博即通读一遍,他的评价是:一、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大势,能抓住根本,故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二、能一切从具体问题出发,分析得细致入微,彰显经世致用本色。这是《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的作者,对于一个湖南书生的深刻评价。



04


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得失,而走向解脱与解放——带你到光明的世界去,从此走光明、欢喜的大路—这是般若波罗蜜的真谛,这一真谛,就这样在现实里发生了,而且,发生这一切的地方,竟然就叫波罗。接引寺和波罗堡巍然屹立,今天,它们似乎是沉默着,而这种沉默,却使得传奇更加真实,这种沉默,也许是为了有一天,再次向有缘人讲述这宇宙间的真谛,讲述这人世间的际缘。
 
历史已经证明,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就像富平胡家一样,走上了一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走上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但是,却符合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的信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今天看来,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阶级、阶层利益的“放下”,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其实是一个两位一体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他们使得中国得以不依靠外部势力和本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通过波澜壮阔的革命,推动了、实现了、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离开波罗堡上路的时候,友人在车里放了那首著名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一面面那个红旗硷畔上插,

快把咱们的游击队接回家。

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

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

你当红军我宣传,

咱们一搭里闹革命多喜欢。

红豆豆角角熬南瓜,

革命成功了再回家。

 
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般若波罗蜜,“放下”与“解放”,虽是一念之间,但这一念背后,却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慨而慷。
 
(感谢胡希捷同志对本文的帮助,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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