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保继刚：从研究规范、学术问题到研究内容：做言之有物的研究

保继刚

《旅游学刊》副主编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旅游研究，从20世纪末发展至今，随着学科建设的加强和研究学术性的提高，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早期的旅游研究是实践推动的，加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学术研究规范，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决策咨询。2000年后，学者们不断自觉审视与反思旅游研究存在的问题，开始强调研究规范[1]。表面的研究规范容易依葫芦画瓢“学会”，无论是期刊论文或是学位论文，很快就做到了表面规范。但是，这样的研究规范，并没有带来学术贡献质的飞跃，学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研究的学术问题的缺失，因此对研究问题缺乏进行反思[2]。不断的反思，带来了中国旅游研究的黄金时期，表现在引进国外的理论和量表在国内做验证性研究，或者根据中国现实对理论进行补充改进，特别是已经开始有了中国原创的概念，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日渐增长。

但是，与我们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每年发表超过2万篇中文旅游研究论文以及数百篇英文论文的数量不相称的是，我们对旅游学科的学术（知识）贡献还太少。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真正能做高质量研究的人才队伍相对不足，需要加快培养；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对研究内容的关注和思考不够。这里所说的研究内容是指研究所包含的实质性事物，其中，研究问题本身代表了研究内容的指向性与落脚点，研究采取的技术与方法是内容实现的手段，二者共同构成整体的研究内容，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关照。

现如今，较多研究者选取的研究问题是“小众”问题，或者是为了发表而发表的，表面看上去很“学术”的问题。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出现形（范）式大于内容的倾向，即研究问题是明确的，研究方法也是科学的，但真正的研究内容却乏善可陈，很难直面重大问题。

研究问题的来源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一是从文献到文献，也即在文献阅读中寻找问题。如何做到言之有物的研究，首先就要求研究者做到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对象化，眼光向下，同时兼顾区域视野、全球视野，把握一个大的图景。中国旅游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现在研究者所遵循的研究范式、掌握的技术工具、对话的理论概念已经可以和国外的高水平研究接轨，但凡事过犹不及，部分研究陷入了为发表而发表的误区，反倒缺少对中国乡土意识的发掘，也缺少在本土意义上的回归。

与此同时，研究者应从认识论层面清醒意识到，“我们认识的世界是我们认识到的世界，而不是世界本身”，只有坚持做长期的跟踪研究、历时研究和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克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性需要研究者对事实的深入理解，这种“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长期的时间积累和对研究对象的“完整观察”。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至今余波未止，国内外旅游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相关研究一如雨后春笋，但很多文章只有对关系的论证而没有实质的内容，其中真正能发人深省的研究不多。大量的综述文章也是如此，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很多都会将所研究方向的文献综述整理投稿，但相当多的综述投稿是只述不评，大量退稿也就在所难免。

研究方法是连接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的通道，方法与技术应该为研究内容服务。概括来说，旅游研究的方法主要可分为定量与定性两种，其中遵循实证主义范式的定量研究日前尤为盛行，且呈现出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学界对此亦早有批评[3]。从学术规范上看，定量研究应用数理模型来解析所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具有确实的严谨性，但现在大多数学术论文采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统计数据或调查问卷。这些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代表性等无法得到保证[4]，所以尽管定量模型越来越复杂精致，但最终得到的恐怕是一个“精确的错误结论”，其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

定性研究则恰恰相反，研究者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展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一旦缺少对基本问题的关注，缺少对理论的深入研读，研究最终就会掉进“讲故事”的陷阱，尤其是案例研究。作为定性研究者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案例研究当然有它的价值所在，但更需要结合理论背景，挖掘出一些共性元素，使它脱离特定的微观环境和地理区域，提供更有深度的解释和阐释，而不仅仅停留在“故事”阶段。

研究内容的实然与深刻决定了研究意义的高低，笔者以为，最重要的研究意义是能回归到人本身，即人的主体性。自然科学始于实验，社会科学始于观察和描述，而社会科学所观察的对象——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面的。理论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提纲挈领，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但必须指出的是，理论不在于新旧、深浅，而在于是否能借此形成与前辈研究者、其他领域研究者，甚至是与调研对象的沟通路径，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至今仍有着源源不断的后续讨论。在理论意义层面，言之有物的研究应做到可以和既有理论产生充分的互动，继而进入一个知识生产的体系中，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引领性的问题体系、研究体系。在现实意义层面，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中立于社会价值和政治体系之外，研究内容本身反映了研究者的某种价值立场，研究者要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清楚，培养一种自觉的主体性和内省性。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意义重大，如果其所隐含或指向的价值观念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话，就可以有效地转变为对现实的引领，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在旅游吸引物权概念指导下实施的阿者科计划的初步成功即是一个例证[5]。

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须有高远的视角和人文关怀，始终对国家与社会的大问题保有充分的关切，提出具有本土意义的真问题，理性对待技术与方法，着眼于创造实实在在的新知识，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连通，唯如此，才能做出言之有物的研究，使中国的旅游学研究保持持续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保继刚.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J].旅游学刊,2005,20(3):7.

[2]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J].旅游学刊,2010,25(10):13-17.

[3]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J].社会学研究.2010,25(2):180-210;246.

[4]保继刚.将尺度观引入旅游统计工作的几点思考[J].旅游导刊,2019,3(1):1-8.

[5]保继刚,杨兵.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以“阿者科计划”减贫实验为例[J].旅游学刊,2022,37(1):18-31.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  || 吴巧红

责任校对  || 宋志伟

技术编辑/插画  || 孙佼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