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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礼学的观念基础、学术方法以及人伦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在宋代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唐宋之际礼学的发展，是汉唐礼学传统在经典解释、礼法制作与人伦教化层面全面失效之后，中晚唐至北宋思想家重新为礼建立思想根基的过程。从礼学类型的视角看，中唐开始，礼的规范性基础逐渐由经典转向了制度与礼义。在国家礼法制作层面，起着支配作用的，是自中晚唐杜佑以来兴起的，以历史制度为本位的礼学。在社会生活与人伦日常层面，北宋前期，礼如何使人成圣的问题，使得礼法教化在功能和目标上出现了迥异于汉唐时期的变化。*文章节选自《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冯茜 著 三联书店2020-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从礼学类型出发，汉唐礼学曾经历数世纪的传承演进，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变化，有若干根本性的特征贯穿其间。汉唐礼学以经书为本位，以“圣人制礼”为礼的本质规定，并且，圣人制礼的实质是制作法典意义上的经典。汉唐礼学的核心内容是以经典权威为导向的经书文本研究，至东汉郑玄，完成了融贯三《礼》、系统精微的文本解释。南北朝时期，义疏学又以郑玄礼学为根底，融合汉代章句与佛家讲经之学，进一步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本解释传统，延续到隋唐。在礼的思想层面，汉人对圣人制礼的人性论基础、礼的意义与功能的基本理解则导源于荀子礼论。荀子认为，“礼”是圣人“化性起伪”而制作的规范，“伪”即“人为”，《荀子》云：“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又云：“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是以“礼”非天地自然所生，待圣人而后制。关于荀子礼学的人性论基础，存在“性恶论”与“性朴论”的争议，笔者以为唐君毅之说最惬荀子。唐君毅认为：“荀子所以言性之恶，乃实唯由与人之伪相对较，或与人之虑积能习，勉于礼义之事相对较，而后反照出的。故离此性伪二者所结成之对较反照关系，而单言性，亦即无性恶之可说。”“此中性伪所结成之对较反照关系，实即在人之虑积能习所依之礼义文理之理想，与此理想所欲转化之现实间之一对较反照关系。唯人愈有理想，乃愈欲转化现实，愈见现实之惰性之强，而若愈与理想成对较相对反；人遂愈本其理想，以判断此未转化之现实，为不合理想中之善，为不善而恶者。故荀子之性恶论，不能离其道德文化上之理想主义而了解。”由于荀子唯谓圣人之礼为善，人性之本然可谓之“朴”而不可谓之善。以生之性言，圣人与凡人之性同，“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圣人之异于常人处，在“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在荀子看来，“礼”必待圣人而后制，非出天之自然。“礼”的起源与本质是“圣人制作”的思想，为汉儒所继承，即汉人以礼法教化自圣人出的观念。与荀子相区别的是，在人性论上，汉儒同时吸收了孟子的性善思想，形成了汉唐人性论的主流理论——性三品说。圣人因其天性而能纯善无恶，中人之性兼具善质与恶质，是礼法教化的自然基础。在荀子那里，尚以成圣为学礼的最终目的，自汉魏以下，圣人不可学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礼就其功能而言，是规范中人的行为以合乎礼法之善。荀子认为，圣人制礼既非使人回归天性之资朴，也不是抑制去除人的情欲，而是对自然情感的“存养”，即“礼者，养也”。因此，在人伦实践层面，礼学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情文相称”。汉唐礼学的观念基础、学术方法以及人伦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在宋代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汉唐礼学之所以无以为继，关键就在于经书已不再能为礼提供规范性基础。经书丧失权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来自经学内部的变化。隋唐时期，对义疏学的一个基本批判，是强调经书书写的“无义例”，这直接导向了围绕具体之“事”展开的碎片化解经，从而解构了经书作为圣人作品的内在逻辑。二是以经典为规范性来源的礼，所作用的范围首先是传习经书的士族阶层，从安史之乱到五代战乱，作为阶层的士族的瓦解，使经典的规范性逐渐丧失了社会基础。此外，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儒家开始倾向于认为，儒家式礼仪生活就其最终目的与效用而言是使人“成圣”，这与汉唐礼法教化的目标判然有别，也是汉唐礼学无法经由自身完成的突破。唐宋之际礼学的发展，是汉唐礼学传统在经典解释、礼法制作与人伦教化层面全面失效之后，中晚唐至北宋思想家重新为礼建立思想根基的过程。从礼学类型的视角看，中唐开始，礼的规范性基础逐渐由经典转向了制度与礼义。在国家礼法制作层面，起着支配作用的，是自中晚唐杜佑以来兴起的，以历史制度为本位的礼学。根据史观的差异，制度本位的礼学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以历史上的先王制度与后世礼制之间构成连续而非断裂的历史传统，国家礼典的编纂遵循“因革礼”的模式，强调对历史传统的尊重成为论证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方式；二是强调三代与后世礼制之间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国家礼制的建立应当从制度上归复三代。主张制度复古的学者，极大推动了考据方法在礼学上的发展。他们对三代之礼的研究不再墨守礼经，或单纯基于经书文本进行构拟，而是广征文献、古物，综合考证。在社会生活与人伦日常层面，北宋前期，礼如何使人成圣的问题，使得礼法教化在功能和目标上出现了迥异于汉唐时期的变化。李觏、王安石、刘敞等学者的礼论和人性论述，都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关，他们的学说表明，基于汉唐礼学的内在调整而做出的应对并不成功。理学的出现，真正实现了儒家礼仪与成圣之学的圆融。理学家认为，礼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圣人的人为制作，而是天理之自然，圣人制礼的典范性体现为对天理的顺应；其次，礼的人性论基础是人的天命之性，按照工夫论的不同，礼的意义可以是实现天命之性亦即成圣的工夫或效验。礼学在人伦实践中面对的核心问题就由“情文相称”转向了“理欲之争”。汉唐至两宋礼学的上述变化大致出现并初步完成于唐宋之际，具体的历史过程，又可以大致分疏为三个阶段：（一）中晚唐至唐末是制度与礼义的主导地位在礼学中萌芽的时期。隋唐时期，随着义疏学学术范式在刘焯、刘炫等学者的批判下趋于瓦解，对经学方法的批判，更进一步延伸至经典文本本身，经典规范在唐代遭遇了学理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危机。安史之乱后，以儒学复兴为背景，礼学思想的变化出现了并行的两个方向。一是经学上的变化，经学家赵匡等提出，将“大义”作为经文解释的前提与标准；其二是杜佑在《通典·礼典》中建立的以礼制为核心的“通礼”思路。杜佑将三《礼》经典作为三代礼制，与后世礼制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而非断裂的历史传统，并以制度沿革变迁的历史传统作为礼制实践的合理性依据。中晚唐思想家的探索，确立了宋代礼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二）五代至北宋仁宗庆历时期，杜佑的“通礼”思想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国家礼典编纂。太祖、太宗两朝直至真宗前期的礼制，基本承续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沿革变化。但北宋在直承五代的同时，又面临着如何以制度革新超越五代、摆脱短命王朝命运的问题。真宗后期至仁宗朝，礼制经历了从“法唐”向“法祖宗”的转变。简言之，在北宋前期的礼制变迁史中，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承法何种历史传统，而儒家礼制自身的价值诉求则被相对边缘化了。其次，在经学上，注疏之学依然具有作为官学的影响力。北宋开国时，太祖直接承袭了后周的制礼成果，颁行《三礼图》，并在《大周通礼》的基础上完成《开宝通礼》，颁行天下。但是，《三礼图》所代表的注疏旧学与重沿革的制度史观念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二者的冲突表现在《三礼图》引发的礼议中。（三）仁宗庆历时期至哲宗元祐初，是宋人在“追法三代”的旗帜下，促使制度本位与礼义本位的礼学，或者说宋代礼学基本形态真正形成的时期。北宋前期礼制当中继承何种历史传统的问题，此时转向了“回向三代”。制度上的复古主张，触发了对经典古制考证式研究的形成。李觏是庆历时期较早主张礼制复古，并提出具体学说作为复古蓝本的学者。李觏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制，是周代礼制的权威记载。但李觏礼学的立足点在制度而不在经书文本，他的《平土书》《明堂定制图》都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来对周代土地、明堂制度进行复原。刘敞、陆佃、陈祥道等，将对周代礼制的考证依据，扩展至经典之外的其他文献、古器物等。他们将三代礼制视作先王时期的历史制度，“回向三代”的方式是通过广泛搜集文献、古物等先王礼制的历史遗存，进行综合考证。在以实存的历史制度看待圣人制礼这一点上，刘敞、陆佃、陈祥道等人与杜佑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在于，前者都坚持古礼的典范意义，考古的目的是复古。元丰时期，神宗朝“锐意稽古”，有计划地对郊庙礼制进行“回向三代”的复古改制。陆佃作为礼文所礼官之一，对朝廷的礼制改革产生了实质影响。陈祥道积二十年之力完成的《礼书》，以名物制度为纲，广征先秦文献，综合考证，是文献、考证方法在礼学上的系统应用，精审该博，极于一时。响应制度复古并且推动礼学朝制度考证方向发展的，除了上述李觏、刘敞、陆佃、陈祥道等礼学家外，还有身为理学家的张载、吕大临。在本书中也对他们的礼说做了详细分析，对其礼学的考据特征进行了揭示。在人伦实践层面，中唐以来，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北宋儒家始以礼乐教化为成圣之途。理学的兴起，通过对礼的本体论、人性论基础的重塑，将儒家礼仪生活与成圣之学贯通圆融，奠立了元明以后主流礼观的基本形态。正是经由中晚唐至宋代思想家的努力，礼学的可能性才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礼学在宋代完成的蜕变，从不同层面为元明乃至清代的礼学与礼仪实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北宋礼学首先通过朱子完成了一次收束与重整。在“礼文”层面，朱子继承了北宋以来普遍从制度角度理解“礼文”的观念，以圣人所制之礼为三代实存的制度；朱子认可了北宋理学家对礼之“理”与“文”的区别，却更强调“理”与“文”的不可分割。在朱子的诠释中，“天理之节文”的含义既表示天理在形而下世界的具体呈现，同时也表示“天理”本体就是有所节文的。从汉唐时期以文为本的“文”“理”不分，中经张载、二程主于“理”的“文”“理”之别，再到朱子以“体用无间”来统一的“文”“理”，呈现出了思想的辩证演进。在修养工夫层面，朱子认为“克己”、穷理代表的心性修养与“复礼”代表的行为规范，既有各自的工夫论意义，本质上又是同一工夫的一体两面。在礼仪生活的践行层面，朱子和张载、吕大临、程颐一样面临了礼文规范如何制订的问题。圣人制礼的典范意义，使经典、古制构成了朱子订定礼制的重要参照；而圣人制礼的时间向度，又决定了圣人制礼之义，必须回到经典、古制自身的视域下获得理解，故朱子十分注重对经典文本与古制的考订，晚年更投身于汉唐注疏的学习和整理。朱子对北宋礼学的系统反思，构成了汉唐与宋代礼学发展的合题，也是理解礼学思想史的一大枢纽。
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
冯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6
ISBN: 9787108068019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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