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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奶奶,来自世界低处的进击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2-11-18

文 |  罗晓兰

编辑 | 陶若谷

剪辑 | 沙子涵


草芥子

10多平米的卧室,旧房的水管常堵,房顶沁出青色的水印。窗外是红砖平房,挡住了视线。狗吠声传来,又有邻居家的狗往门上撒了尿。

在内蒙老家的这间“书房”,秀英奶奶完成了大部分文章与画作。稿纸是外孙上学时的作业本,发了黄,一翻页“簌簌”响。怕浪费纸张,字冒出了横线,白色涂改液像补丁打在错字上。

午后,她坐在黑色长条桌前,写写停停,不时翻字典,一句话至少有个字不会写。累了,站起身走走,喝口水,出门转转。直到日头偏西,稿纸看不清了,她停下,变回母亲和姥姥的身份,给家人做饭。每天三四个小时,她讲不出是怎么写出来的,也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就像讲话一样,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忙了,就停上几天。

房前的空地上,她砌了一小块花圃,种上长寿花、半枝莲、牵牛花和蜀葵。都是寻常的花,她喜欢红艳艳的,喜庆。她画下它们,牵牛花最是生动,藤蔓拐个弯,枝头高高翘起。“正开花了,被蚜虫咬蔫了”,她很是心疼。她写每天午后,有几十只蜜蜂飞来,细细去数,画上确有大大小小十几只蜜蜂,每只都点上眼睛,像蝙蝠侠一样昂头往上冲。

在她笔下,昆虫也有了名字。以前她在农村,蝴蝶都叫蛾蛾,看体型叫大蛾蛾、小蛾蛾。如今它们出现在书里,翅膀张开,斑点绚烂,触须轻碰花蕊,叫凤蝶。

秀英奶奶想起遥远的童年,下地时摘束野花,拿回家养上两三天。冬天,将豌豆泡出芽发苗苗,放在窗台上。或用铁丝扎红布做假花,栽在瓶瓶里。儿时她常采一种紫色的花,折下花朵嘬甜水,现在,她知道了这叫野胡麻。

她循着记忆,画庄稼地里的胡麻,也画小狼狗、骡子和鸡,渐渐延伸至农具、劳动场景,配以几十字或几百字的散文。画里也有人,二弟高考失利后当农民,自学画画,画一个秃顶的肥胖男人坐在公章上,讽刺时局,男人滔滔的话语变成了音符。

住在上海的小儿子吕永林有次收到母亲发来的画,是片胡麻地,花朵布满纸张,蓝盈盈的,他一下子被击中,觉得看到了母亲从未袒露的内心一角。时隔几年,他仍记得当时的震撼:母亲的内心世界原来如此迷人,竟然有种自由感。“再卑微的生命,都心藏瑰宝、绚丽璀璨。”他借用梵高的话总结。

秀英奶奶/绘

但如果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角看,她的作品算不上最好的那一类。画面扁平,没有立体感,围墙像路面。比例失调,人比房子还大。配文是小学生一般的字迹,笔力松软,有些歪斜。

文章口语化,看不出什么写作技巧,题材也算不上新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媳妇被批斗,他心疼,替她戴上羞辱人的大纸帽。耕地时也戴,风一吹,纸帽上的纸条一扇,把牛惊得飞奔,他在后面扶着犁,也跟着跑。

不过这些并不妨碍她被人喜欢。那些旧人旧事,作家刘震云说是“世上像草芥子一样被忽略的人”。豆瓣读者看她的文章,觉得像夏日在树阴下乘凉,听邻里长辈慢慢悠悠地讲故事,还有人买了胡麻种子。

作者却不懂这些。75岁的秀英奶奶说,别处的人我不了解,没法写,我就写近处的,还有身边的。也没有什么灵感之谈,这就是她的一生。

新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摆在桌上,儿子拿来给她签名,要送给朋友。“光签名还是写话了(呢)?写甚(什么)?”她带着浓重的内蒙口音问。儿子写好了让她照着抄。她低下头,老花镜挂在鼻梁上,用力捏住笔管,慢慢誊写。写到名字的时候,她抬了抬胳膊,另起一行。

半个世纪以来,她几乎没握过笔,认识的字只百十来个。给500本书签名,普通人几个小时能写完的,她写了整整一天。

秦秀英在新书的扉页上签名。罗晓兰/摄

晚年重新写字,她常写错,“已经”写成“以今”,“那个”写作“乃个”,“衣”成了“农”。标点符号也不会,一句话从头到尾连在一起,最多点个黑点。摄氏度符号℃,左上的小圈常被写到右边。头天学的字,她第二天就忘了。

而且她是左撇子,上学时硬是学会了右手握笔。现在画画还是左手得劲,但也拿不惯。画堇菜花的花瓣,她擦了画,画了擦,怎么都不对,“笔不用我,自己那个(动)。”

第一本书出版后参加书展,几十个人排队找她签名,守在跟前看她写。她有些紧张,手发抖,一会儿觉得字写得难看,一会儿嫌自己慢。现场的读者回忆,她嘱咐过两次,祝福语不要写连笔,怕临摹时写错,签名更是“一笔一划”。她郑重写下:秦秀英。

在农民、母亲和奶奶之后,她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很高兴。”她描述不出更多的情绪,只说,像回到了上学的时候。11岁那年,她偷偷跑去小学报名,插班上了二年级。此前,父母从未给她取过大名,村里人都叫她“二白子”,因为大姐长得白净,而她排行家中老二。

入了学堂,要有姓名,村里有人叫“秀英”,她觉得好听,也不知道甚意思,就取了这个。第二年赶上困难时期,就辍了学。老师几次捎话让她回去读书,都被母亲拦下。这一拦,她再没听过别人喊她的姓名,直到出书。

出版社的编辑上门拜访,都是儿子儿媳在聊,说起自己的画,秦秀英话才多起来,但口音重,编辑听着吃力。被问到自我评价,她说:“我是一个农民”,想了想,“上过一年半小学”。儿媳跟她吵:废了那么大努力把你培养成作家,干嘛把自己伪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农村老太太?跟你说了,要自信。

“我不写,他们不理我”

10月24日一大早,餐桌上又爆发了争吵。清晨4点,秦秀英被儿子儿媳叫上,下楼看猎户座流星雨。儿媳给她科普:地球的轨道运动到哈雷彗星的轨道上,彗星脱落的碎片撞击到大气层……回家后,她考婆婆流星雨是怎么形成的,秦秀英说没听。

见苦心白费,儿媳生了气,那你当时在想什么?秦秀英说:“哈雷彗星不就是扫帚星吗?见了是要遭灾的,我十几岁时天天看到,没几年就有了自然灾害、文革……”

“瞎扯,要真是这样,为什么当时没发生?”儿媳是她画画、写作上的师父,因为观念不同,两人时起冲突。

“它可以预测,可能是一年、五年、十几年,后面有灾都跟它有关。”1947年出生的秦秀英答。

见婆媳各不相让,秦秀英的儿子赶紧两边说好话,“科学是要信的”,“但老人的话也未必就错”。儿媳喊道:闭嘴,都不许说话了。每一次,争吵都这样落幕,冷场片刻,事情就算过去了。

在上海杨浦的某个居民小区,秦秀英的儿媳一见到我就吐槽“把我气得啊”,秦秀英不说话,光是笑。她长居内蒙,隔一两年到上海和小儿子、儿媳小住一段。和所有进城老人一样,她在大都市无所适从,习惯了缩在子女身后,穿平底鞋,黑色裤子,暗红色尼龙外套,走路时微微踮脚,勾着背。

儿媳去公园做活动,给小学生讲自然知识,将她拉上前,介绍她的励志故事。她不说一句话,脸上习惯性带着笑,双手交握,垂在身前。被安排给孩子的画上盖章,儿媳嫌她慢,拿过印章自己来,她又默默退到人群外。

有小孩递来一袋子零食,让她拿,她的手不知该不该放进去,犹豫着取出一根棒棒糖,尴尬一会儿,又笑:“我不知道该说甚了。”

儿媳叫芮东莉,秦秀英给她取名“芮员外”——在内蒙巴彦淖尔的老家,旧时地主叫员外,就是这种派头。出书后,有颁奖和演讲活动发来邀约,秦秀英不会说普通话,芮东莉负责训练她。

白天秦秀英自己练,晚上给儿媳试讲。芮东莉躺在摇椅上,二脚板翘起来,边听边晃。老人为了声音洪亮,离她两三米远坐着。刚背,就被芮东莉打断,不对,重来。再背,不行,重来。秦秀英总是出错,“(我)像个背课文的小学生,她自己倒舒服了。”有时老人不耐烦,生闷气,也不吱声,进了自己的房间。

或者直接罢工几天,夫妻俩劝不动了只能吓唬她:合同都签了,你的名字都印了,不去要罚款。有时双方情绪都上来了,别背了,不去了。

芮东莉是古汉语博士,快人快语,喜欢自然胜过人类。家里的客厅像博物馆,没有电视和长沙发,除了书柜,墙两边打了玻璃橱窗,放满了各地捡来的鸟巢、贝壳和昆虫标本。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评“正高”时被关系户挤掉,愤而辞职,当自由撰稿人,兼做自然教育。

芮东莉家客厅一角。讲述者供图

丈夫离世后,秦秀英被接来了上海。2011年,一个春日去公园,回到家,芮东莉拿出纸笔,哄婆婆把公园里看到的花画下来。秦秀英拒绝:“我哪儿会画画呀!连个字也不会写。”芮东莉打开照片,逼她对着画。

秦秀英让步了,她想,子女们高兴就行,画了一朵二月蓝。芮东莉还不满意,又让备注上花的名字、观察地点等,秦秀英写了拼音。第二天,芮东莉还让她画,说下班回来要“检查作业”。

回忆起来,芮东莉说婆婆很快就爱上了这种记录大自然的方式。但秦秀英淡淡地说,“就是消磨时间。”她想,等他们看到我不会,就不让我画了。没想到儿子儿媳使劲夸,说她有天赋,颜色搭配很好。

但秦秀英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第一次画,她花了整整一天。在最初的手稿里,线条松散,花朵瑟瑟缩缩的,颜色也偏暗淡。她想,不画了,画下来有甚用?而且,自己喜欢的花都画完了,再画甚?——不行,画别的动植物。

她停了一段时间,“但我不画,他们不理我”。老人性子绵软,又拿起了笔。芮东莉顺势成立家庭写作工坊,周末一起去公园写生,还将她的画上传到博客,“网友们可喜欢了,你要继续画呀,不能停,他们要转载的。”秦秀英不懂,画在家里搁着,没人来看过呀。

有次,她画的麻雀觅食登上报纸头版,秦秀英开始有了学习的兴趣。芮东莉顺势教她学打字,记键盘。慢慢她也学会了,尽管只是“一指禅”,食指一顿一挫地敲。《胡麻的天空》出版后,吕永林和妻子觉得时机成熟,可以让她写写过去的事了,便让她准备第二本书。

样章交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几位年轻的编辑却“很不满意”,认为农村过去的事跟年轻读者有距离,内容又过于简单——文字只有一篇《我的父亲》,寥寥不到两千字——没有情感张力,营销编辑直言,读了没感觉。

秦秀英将父亲放在开头,是觉得他奠定了秦家的悲剧底色——被抓壮丁后当了逃兵,他不敢回县城,带着家人在陌生的村庄安家,此后是漫长的饥饿、穷苦与疾病,子女们继续当农民,重复他的老路。

可编辑的建议反馈到家里,儿子和儿媳也犯了难,让她再想想温暖些的故事。但在秦秀英的脑子里,往事都是灰暗的,几无亮色。写到四妹妹时,更是暂停了好几次,边写边哭,泪水止不住,她拧开水龙头冲,眼泪仍在流。

秦秀英在内蒙老家画画。讲述者供图

动荡年代,她的四妹妹被公报私仇,不能继续当教师,入党也被卡住,她因此被退了婚,成了村里人眼中的“疯子”。她后来嫁人,生了孩子,但被同村的光棍强奸,又被婆家圈进小房子里,全身一丝不挂,蹲在地上,吃不饱,没多久就去世了。写这篇她花了一个月,哭了好几场,写了改,改了写。

儿子吕永林让她不要一味“诉苦”,试着挖掘四妹妹性情里的温婉美好。这对她来说太难了,她不想写了。儿子不想让她逃避,说可以歇几天再写。秦秀英又找借口,老人的脑子不能过度使用。吕永林感到悲伤和愤怒:“我母亲有这些想法,是时代对这一代人的剥夺。”

和衰老、时代、过去争夺母亲

写到第10年,秦秀英笔下的父亲终于有了亮色。2021年的一天,她忽然想起父亲带她去镇上看《斩窦娥》,父女俩走在一片黄澄澄的麦地里,父亲伸手抚摸麦穗,第一次跟她说了很多话。她听不懂山西梆子,但记得那天的愉悦。父亲还留了块地种海娜花,给她和姐姐妹妹染指甲。书稿样章里那个躺在炕上的中风老人,第一次有了清晰的面目。

书写过程中,她还想起家里养过的一只狗。它会看家护院,断羊赶贼,估摸主人要回家了,就摇着尾巴出门迎接。不知谁把它碰到了,它就把“蹄蹄”抬起来,朝主人叫,直到主人握住爪子,摇一摇哄它:“好了好了,不疼了。”

路过宠物医院时秦秀英就想,要是当年有钱能治好它多好。她画下那只狗,取名“小狼”,画它在夜晚看门,隔着栅栏朝偷吃粮的毛驴叫,头顶是缺了口的月亮,月光洒满院落。

她写道,“夜里,我梦见小狼没死,一开门它就从远处跑来朝我摇尾巴,让我握它的蹄蹄。”读到这里,吕永林落了泪,他为这样的表达欣喜,觉得重新发现了母亲。

秦秀英记忆中的“小狼”。秦秀英/绘

母亲在迅速衰老,孩子们成家后,她开始变得唠叨。吕永林早年回老家,刚坐下,母亲就拉个小板凳坐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絮叨过去。妻子芮东莉听不懂方言,只能忽而假装同情,忽而假装悲伤。吕永林也默默打开手中的书页。

来到上海,母亲人生地不熟,曾花一块钱买了一根葱,对此耿耿于怀,更不爱出门。吕永林下班回来,打开母亲的房门,常看到黑暗里她舍不得开灯,干坐窗前,静静地望向窗外。有时是看楼下经过的人,细细打量他们在做什么。她说自己习惯了,不闷。

吕永林是文学博士,今年47岁,在上海大学教创意写作。他和妻子是丁克,秦秀英劝过生孩子,吕永林无法跟她解释清楚。他崇尚自由,不愿为了孩子的上学、求职、结婚“辱身降智”,他自述对“人事”漠然,当了15年讲师才评上副教授,在上海20年才买了房。妻子跟他年龄相仿,还洋溢着少女的天真。

他知道母亲进不去上海人,包括他和妻子的世界。有时婆媳俩聊到月经,秦秀英说它晦气,女人的内裤不能随便晾,芮东莉很生气:通风晒太阳才有益健康。秦秀英不听,内裤都偷摸藏起来晾。聊到轻生,芮东莉会从心理疾病和社会原因去解释,秦秀英却说“平生最恨上吊的人”——他们死后会成吊死鬼,回原来居住的地方,把活人抓走。

她也不再处于大家庭的中心,子孙们好多事都不跟她讲。小区楼下的老太太,大多领着孩子,问她是来看孙子还是外孙?秦秀英说,“我玩来了。”对方似乎有些不屑,不带孩子不回老家,住下做啥咧?她笑笑,走开了。

吕永林开始深切地感受到,母亲的精神世界是黯淡无光的,心绪陷在多年往事里。“一个离开土地,没有退休金,不爱串门,没有朋友,缺少个人尊严感和身份感的中国女性老农民的孤独。”他不禁想,除了物质上的赡养,还应该给母亲创造一片属于她的天空。给她找点有意思的事做,和衰老、时代、过去争夺母亲,将她从苦难的泥潭里拽出来。

今年夏天,吕永林和芮东莉带母亲去云南玩。讲述者供图

为了教会母亲学上网,他把步骤抄在纸上,让母亲看着学,晚上回来又手把手教。但秦秀英转眼就忘了电脑怎么开,妻子芮东莉继续教,却又听见:“电脑不知碰到哪了,出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关也关不掉了。”

有天母亲怎么也学不会,妻子来了气:“今天学不会,不许吃饭。”他把妻子说了一顿:“学不会就算了,还能不让吃饭了?”第二天轮到他教,母亲刚学会,过了一会儿又忘了,他一下急了:“今天学不会,不许睡觉!”妻子听了哈哈大笑,但他发现,母亲脸色暗下来,不说话了。

吕永林感到愧疚,自己怎么忘了儿子的身份?在他的记忆里,秦秀英是个慈母,从未打骂过孩子,每年过年,熬夜给他们缝制新衣鞋,钨丝灯下的忙碌背影,深深地刻在他心里。即便在被丈夫频繁家暴的那些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也从未影响过秦秀英对子女的悉心抚育。

两夫妻一辈子感情不和,打架,“三天两天就打”。她原本想离婚,公社领导说,离了婚娃娃们落个甚结果啊?她听了,拿不定主意,小女儿才三个月,正在吃奶。后来又有人来劝,她思谋,一个农村女人也难生存,就这样吧。

在吕永林的讲述里,父亲则是一个失意者。他农闲时爱躺着看书,给孩子讲民间故事和处世哲学。他到过上海,站在外滩上拍过照片,却对妻子拳打脚踢。没有爱情,连表面的和睦都难维持。直到2009年,他患上前列腺癌,母亲照顾了两个月,送走了他。

后来秦秀英到了上海,生活好了,还是习惯将餐盘里的肉让给儿子和儿媳,给他们做手工月饼,缝枕套,没有属于自己的爱好。

当我问到,你让母亲重新面对过去的苦难是否很残酷?吕永林说,痛苦是可以跨越过去的,通过书写可以把往事重新安放,拉开距离观望,精神得到纾解。但年迈的母亲能否承受得住?他觉得可以,母亲睿智,且自控力很好。在一次次“逼迫”下,秦秀英写了下来。

《新华字典》翻得多了,边缘磨起了毛,掉了页。她是这么查字典的:按拼音查,先找到声母,嘴里念叨着字的读音,食指一个个往下点,直到那个音节出现;按部首查,不懂数笔划,从第一页开始,在蚂蚁的海洋里翻拣,直到看见目标部首。再查字,仍是逐字找,食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最后摸到了那个字。芝麻大小的字被摸得多了,黑乎乎的,她常看得眼睛模糊,发昏。

秦秀英的手稿。罗晓兰/摄

吕永林看了,叹了口气:“我还是对母亲了解太少了。”他和妻子当初教过她正确的查字典方法,没想到她忘了,多年来原来是在“找”字。

“改造”母亲,吕永林心里知道是有意义的,但看到头发斑白的母亲变成学龄儿童,戴上老花镜,端坐书桌前,左手画画,右手写字,学不会还很辛苦,心疼她:“要不算了,不学了。”

吕永林后撤了一步,对母亲鲜少催促,反倒被妻子说没有执行力。他反反复复问母亲,你想不想做?你要是觉得不开心,咱就不画。秦秀英回答:倒也不是不开心。

出口

在争吵间,字典翻烂了,她不舍得扔,用针线和破布缝合。从一朵花、一只鸟、一行字渐渐累积,故乡的人与物从她苦难的内心里流出来。一次在餐桌上和儿子、儿媳聊天,她想起四妹妹从小长得俊,是个伶俐善良的小女孩,在民办幼儿园当老师,带娃娃们玩耍,很受欢迎。

不过聊到丈夫,她惯常的笑容迅速消散,很快说不要提他了。在24岁的一个夜晚,她拿砖头拍在丈夫头上,光着脚跑出家门。只有聊到这个首次反击,她才大笑起来,话变得很密,足足讲了15分钟,但对他没有一个褒义词。

丈夫是他书里唯一没写的亲人,她仍旧恨他,但现在她能试着回答“爱情是什么”了——互相体谅,重活他先干,女人有例假,不能碰冷,他帮忙洗衣服。如果能重来,“我要选对我好一点的”,她哈哈笑道,别的没了。遇到烦心事能相互开导,是顶天的要求了。

再回村走亲戚,她不再一味“咬难”(倾诉苦难)了,而是带着相机去采风,拍地里的瓜,渠上的蛇,新生的羔羊和牛犊。去年,她还独自骑车去二黄河考察。芮东莉说,婆婆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打量自己的世界和生活。

以前,城里人看见向日葵,爱得不行,要拍照,她根本不稀罕,现在她也觉得可好看了。在书里,她写打葵花,“月亮上来了,星星明明的,村子里就听见捶葵花的声音了,就像敲破鼓,当当当地响” 。

因为画不好小人,秦秀英还主动报名了老年大学,这令芮东莉意外又自豪。到了2013年,她的文字几乎不需要儿媳修改了,画的线条愈发明晰,彩铅和水彩都能熟练使用,色彩更多样和艳丽。她还学会了上网,能简单查资料。博客上有人持续关注她,每次夸她画得好,她都回答:谢谢你的鼓励。

替媳妇戴高帽的赤脚医生。秦秀英/绘

儿媳芮东莉说发现了一条“尺蠖”(尺蛾的幼虫),她听成了“吃货”。秦秀英/绘

但往事历历,创作只是她大半生苦难的一个出口。母亲、三妹妹和四妹妹先后去世,她一下子崩溃了。她成宿睡不着,脑子里都是伤心事,无处攀泊。她不停地看电视剧,失眠时就回想演员名字,一遍遍背。

母亲连生了5个女儿,早年间受尽村里人笑话。大姐原本成绩优异,也被叫回家结婚。没想到嫁过去没地方住,冬天连厚衣服都没得穿,生的第一个孩子还是小儿麻痹。秦秀英常去看望,分别时,她闷声往前赶,怕别人看见她眼里的泪。无论寒暑,姐姐常穿一件旧棉布衣裳,黄、黑、绿交错的长条格子,缀了大块补丁。

雪后的河套平原四野苍茫,60里路,秦秀英一步一步走回家,内心凄惶:姐姐的命运这样,我的未来会好些吗?

辍学后,她每天掏苦菜,割柴火,还要忙做饭、针线活,不然到了婆家遭骂。上世纪90年代,她和丈夫搬到镇上,四处打零工。工作的木材厂倒闭后,他们在家里卖日用品,生意平淡,丈夫蹬三轮车给饭店送油盐醋酱,她守店,世界从庄稼地缩小至两三米长的玻璃柜台。很快,她当了奶奶,帮子女看孩子。

她没有朋友。城里老人有退休金,有自己的圈子,她不关心那些“张三李四”。清晨独自外出,在河边锻炼,从不和外人诉说沉痛,认为会被当作谈资。后来,儿子给她看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她看了好久,没看出“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她觉得在讲老百姓四处营生(谋生),“可难了”。

年过七旬后,更是疾病缠身。脑鸣,“好像有东西从我眼前飞过,窗户都开始摇晃”。耳石症十天半个月发作一次,“听见的声音飞机不像飞机,火车不像火车”。她吞咽困难,常头昏呕吐。眼睛做完白内障手术后,仍旧不适,说话间,眼泪不断流出,她熟稔地伸手拭去。

拉开床头的抽屉,降压药一片4块钱,一天一片,每月要吃上百元。她细数自己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惭愧咧,来了给子女添麻烦。”河套方言鼻音重,叠字多,她说起来,声音轻轻的。

写作就在病痛休息的中场时间进行。上一本书并不畅销,只印刷一次,版税2.5万元,即使加上其他收入,与付出也远远不成正比。吕永林说,出书让母亲超出了一点原来的天地,但她的精神世界还未建构起来,无法强大到足以忽视现实。他们劝她,好歹也是钱。

秦秀英的字典。讲述者供图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

在这场争夺母亲的对抗中,吕永林觉得自己取得了部分胜利。步入晚年后,母亲相对健康、快乐,母子俩说得着,“她在努力奔赴新生,这对于我们下层家庭出身的两代人而言,是极大的收获”。

秦家人也在夸她,外孙专门发了朋友圈,大儿子买了二十本书,四处送朋友。子女们坐火车跟陌生人闲聊,也亮出手机里的照片,说是家人画的。她以前得到的夸赞,都是“称职的母亲”,“好相处的婆婆”。若非这场晚年冒险,她大概率会继续隐没在人群中。

村里同龄的老人大多去世了,在世的也难以拥有安稳的晚年。书中的秋婶生了十个孩子,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不舍得吃穿,老了子女都不愿赡养,她背玉米杆时跌倒,死了。另一个村民,秦秀英给他打电话想送书,对方听了半天也没明白,“我现在不看书了,(快)八十岁的人,就等着死了。”吕永林说,这是无数农村老年人的痛。

但四妹妹的离世,秦秀英至今不能释怀。后辈们聊起这个四姨,轻描淡写地说,就是搞对象搞的。她感到不平,“她是被时代害的”。

在多次退缩之后,有一个理由真正说服秦秀英写出这本书:鸣不平。原来的写作计划里,除了亲人,都是写“坏人”。村里有个男人,家里人被叔叔们打死,他长大后报仇,将几个叔叔家炸了。儿子和儿媳说这个故事多好,让她写下来,她犹豫,“我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了”。

秦秀英和喜欢的花合影。罗晓兰/摄

访谈时聊到她的几个姊妹,她又落了泪,悲伤难抑。我原以为,秀英奶奶写书,是一个与苦难和解的故事,相处下来才发现,这其实是她多年郁结的最终爆发。她写“坏人”,是想揭露他们以及背后的社会,她不会总结,将其概括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原本,她是个怕事的人。芮东莉走到街上看到乱丢垃圾或破坏公物的人,忍不住要说上几句,秦秀英赶紧拉她的衣服:“别管,人恶起来,比鬼还厉害。”现在,四妹妹的夫家不愿她写,她不管,坚持写进书里。在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四妹妹的名字直到文章末尾才出现——四妹妹死的时候,虚岁四十八,她的大名叫秦秀青。

“活生生的一个人,就那么没有了。像果子化在土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她不想让妹妹了无痕迹。

在吕永林看来,这是来自世界低处的记忆与端详。刘震云说,她像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一辈子活在最底层,苦甜酸辣无人知晓,喜怒哀乐也无人关心。她自己把自己的“静默”说出来,这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历史,也包含着族群、民族和人类的历史。

秦秀英晚年的奇幻漂流还在继续,如果算得上成功,那她最为幸运的是,子女们以笔当船,将她推进了河流中。“写作塑造了另外一个没有被别人看到的她,丰富、有温度,脱离了原本的社会身份,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痕迹。”出版社上海分社的主编刘玮说。

10月23日晚,一家三口晚饭后在楼下散步闲聊,星星出来了,三人仰起头看,秦秀英认出了牛郎星和织女星。客厅两边的玻璃橱窗里,也有秦秀英给儿媳捡的小甲虫和天牛。上一本书的稿费先打给了儿子,她没有银行卡。这次出版社来,她直接留了自己的卡号和名字。

夜晚,一家人在上海小区看星星。罗晓兰/摄

上海图书馆也发来演讲邀约,一家三口都要上台。开餐桌会议,吕永林详细嘱咐母亲怎么写演讲稿。成稿时,他发现母亲又绕到当年在公社劳动,工分分配不公的事。他一下子不耐烦,声音提高,“你怎么不听,又偏离了航线”。秦秀英不做声,很快离开。吕永林感到歉疚,进了母亲房间,从背后扶住她的双肩,说我刚才太急了。她说,没事。

她想回内蒙了,因为疫情,她在上海待了一年。在公园,一位同龄的女士主动攀谈,用上海话问:“芮老师是出版人?”“吕老师是大学老师?”她光回答“啊”,其它的答不上来。只有路过一片花海时,她轻声说,这是波斯菊,有白色的,有紫红的,老家河边的公园也种。

做了11年自然笔记,现在她还是小学生一般的字迹,笔划松散,还有错别字。但偶尔可以连笔了,写到撇和捺时最恣意,尤其写名字的时候,“英”字仿佛舒展开了身体,要往前跑了。她就这样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丰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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