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线传真|李舸：我每天都流泪

我每天都流泪——李舸访谈录

作者：刘宇

中国摄协小分队刚到武汉的时候，中国摄协网站编辑就曾让我写写这里的工作情况。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是觉得初来乍到，还是不要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一晃来武汉已经20天，就想请团队的成员各自谈谈感受。

那天恰好我和李舸同时回到驻地，就约他一起聊聊，他答应整理完照片找我。等他敲我门的时候，已近半夜12点。本想每人写个三五百字，结果李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索性单独成篇吧。——刘宇

刘宇：作为多年的朋友，我今天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你为什么来武汉？

李舸：疫情暴发以来，人民日报在武汉始终设有前方报道组，春节期间就派了一个年轻摄影记者，孤军奋战一个多月了，也需要补充摄影力量。作为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无论从报社整体部署，还是我个人，都必须来。其实我1月底就向社领导请战了，早准备好随时出发。网上有人说，中国摄协主席去武汉是作秀，这是对我不了解。

咱俩是几十年的“战友”了，我们都经历过国家发生的大喜、大悲、大事件。2003年非典期间，我就主动请缨进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重症病房待了十几天，你作为新华社记者也有在海外战地采访的经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必须冲。

刘宇：当初你打电话来，我也有点诧异，到摄协工作以后，觉得不会再有机会上一线了。估计有些人也会质疑，媒体人冲到前面可以理解，你们摄协是搞艺术创作的，这时候去是不是添乱啊？

李舸：实际上中国摄协小分队的成员都是媒体人，同样有记录重大事件的责任。而且我还受领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指示精神，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统筹安排下，承担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拍摄肖像的任务。因此，我就把两个任务合并了。

刘宇：我们的拍摄分别在医院和驻地进行，有人担心，让医护人员摘下口罩，会不会增加他们感染的风险？

李舸：我们拍摄遵循两条基本底线：一、绝不能影响正常的救治和诊疗；二、绝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这两条我们都做到了。在医院拍摄，我们选的时间窗口，都是医护人员交完班，进入清洁区休息空间那么一个小的空当。我计算了一下，每个人拍摄只有一分多钟，真正摘下口罩的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拍摄位置就在他们吃饭的桌边，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吧。有时拍摄点边上就是淋浴间，墙上贴着“扔口罩”的字样。他在进淋浴间之前，会把口罩扔到垃圾桶里，就在他们换新口罩的时候，我们给他拍几张。所以我们一直严格遵循医院防护的原则和流程。是否接受拍摄，也完全尊重医护人员个人的意愿。

刘宇：我也有体会，医护人员对咱们还是非常欢迎的。在拍摄时，我们也尽可能营造相对轻松的氛围，希望他们能够在救治患者之余，稍微纾解一下紧张的情绪。有不少医护人员加了我们的微信，希望早一点看到照片。

李舸：拍的这些资料不仅要交给国家有关机构、各个省的医疗队，我们也会精心编辑好，送给每一位医护人员。

刘宇：咱们还为医疗队员录了一些小视频，就问一句话：您最想对谁说什么或最想做什么？

李舸：医护人员之所以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机面前说发自肺腑的话，因为他们充分信任、认可咱们，把咱们当做他们的朋友、家人。

那天遇到的福建医生杜厚伟，是那种很刚硬的汉子。他从病房出来，看到我们正给护士拍摄，觉得那是女孩子喜欢的，嘴里嘟囔着，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看我们还在等，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失声痛哭，后来哭到不能自已，实在录不下去了。他蹲在垃圾桶边上仍然泣不成声。最后站起身摆着手说：“对不起！”，自己缓缓走向通道拐弯处。

我不认为我们是在拍摄，而是以相机为媒介，与医护人员交心，这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释放情绪的理由和机会，大家面对面就是兄弟姐妹。很多医护人员说，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了，这种交流和释放是他们从没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和相机、手机已经不再是陌生人和冰冷的设备，而就是他们的父母、爱人、孩子。他们说，有些话平常在家可能不会对亲人说。那天我碰见一位心理卫生科的医生，她就说，你们这种拍摄的方式，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治疗。

我觉得，如果有人对咱们有误解，那怪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没有把真实的工作状态和跟医护人员的情感交流充分传播出来。我们做得不到位，是因为还在记录中。

刘宇：当医护人员真情流露时，我看到你的手也在颤抖。其实我们每个摄影师在工作的时候，眼睛经常是湿润的。

李舸：每天我都要跟着流泪好几次。像你我都经历过大灾大难，也是见过一些生死的人。虽然表面上都不是那种硬汉，但自己觉得内心还是足够坚毅，可这次咱们为什么变得这样脆弱和柔软？因为我们跟他们真正心贴心了。

刘宇：我在拍摄西安交大二院护士的时候，请她们给我提供一些家人的信。当我看到那些信的时候，泪流满面，到一边缓了半天，才能继续工作。其实也没什么豪言壮语，恰恰是她七岁的儿子说：“我在家不欺负弟弟，处处让着弟弟……”之类的话特别打动人。所以，什么是好照片，我觉得没有标准。在特殊时期，一张照片也许对旁人没有意义，但对他及亲人就是最好的纪念。

李舸：这些天我都睡不好觉，内心一直翻腾。我在想：怎么理解摄影？相机、手机，或者所谓的摄影技术技巧、方式方法，都只是手段，我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拍摄而拍摄、更不能为了出所谓的作品而拍摄。可能有人说你们没出好照片，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厘清什么是好照片，对不对？

还有，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摄影人，你是不是要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举着手机拿着相机去对着人家拍？还是要谦和、平静的，完全以一种亲人般视角跟人家交流。这还不仅是这次抗击疫情的事，今后任何场合，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

刘宇：那天在医疗队驻地拍到天黑，光线不行了。陈黎明在我们这个团队里是最年轻的，他主拍，你、我还有柴选在旁边给他打灯补光。护士们叫师傅长、师傅短的，咱们也挺知足。那些医疗队员绝不会想到，摄影助理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李舸：其实叫什么，真是无所谓，把咱们看成灯架子都行。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我们接触的大量医护人员都是90后。我就想，平时在北京，我们坐公交、进饭馆、逛超市，与你擦肩而过的时尚小姑娘、小伙子，你不一定会留意他们。但恰恰是这批孩子，在国家遇到这样突发紧急状况的时候，有人冲上来了，而且很多是主动请缨。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也许再过多少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每天为了生活而奔波，也许还有各种烦恼和不顺，但在孩子们内心一定永远留存着那么一抹亮色，因为他们曾经在特殊时期，为国家为社会做过有担当的事。

刘宇：很多摄影圈的朋友希望我们能拍出大片什么的。我说，咱们给医护人员拍肖像这事儿已经够大的了。但是作为媒体人，我们确实有记录当下、为历史留真的责任。

李舸：对的，所谓参赛、获奖，我们不是为这个来的。开始那几天，咱们在医院里都超过10个小时。连医护人员都说：“我们每4个小时就换班了，你们呆这么长时间，太危险了。”除了拍肖像，我还要完成人民日报的报道，每天发一个专题，就是把所经历到的这些故事，转化成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线索恰恰都是在拍摄肖像的时候，医护人员有意无意中提供的。比如他们经常会说，特别惦记某某床的患者，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专题：《你是我最牵挂的人》。

刘宇：人们总觉得，每遇重大事件，应该出一两张经典照片。我觉得一图胜千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来武汉不是为了追求那一张经典照片来的，对不对？我们就是希望眼睛看到的、用心感受到的这些东西，通过一张肖像、一段视频，一个故事传播给受众，如此而已。也许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但当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现在或者以后，人们就有可能相对全面地看到武汉在这个特殊时期发生了什么。至于什么照片可以成为经典，不是咱们考虑的。

李舸：那是后人的评价，跟我们无关。就像你说的，如果赋予一种太强的功利色彩，根本做不好，而且会把摄影的名声搞得很差。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个小团队，做到了问心无愧。

刘宇：这次中国摄协小分队，特别是你，除了当摄影记者或者“照相师傅”，还承担了组织协调工作。不是咱们5个人在战斗，还有近50人在做这件事。

李舸：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有人质疑，你们把摄影爱好者都给弄到武汉来，湖北那么多摄影师，他们不能拍吗？摄影人都躲在家里头，才是最好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可能有些人不了解情况。第一，中国摄协能调动的只有我们这5个人，而且我只算半个人，因为是人民日报派我来的，而且都是自愿申请的。目前将近50人的团队是怎么来的呢？比如湖北和河南的摄影志愿者，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直接跟当地的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联系，招募来的。另外一批人是已经在武汉的来自各个媒体的摄影记者，这个占了多数。剩下还有医疗队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正在休整的医护人员中喜欢摄影的，也主动申请帮我们干。

刘宇：刚来那天，听说要把三、四万医护人员全覆盖，我就晕了。到今天，你觉得能完成吗？

李舸：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拍了超过两万人。我们首先要覆盖武汉市，现在有3万多一点。我们不能出武汉，其他地市的已经交给当地摄影组织、媒体、随队的宣传干事和记者。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以上应该是可以的，争取全覆盖。

刘宇：我最近也接到各地摄影朋友的微信，想参与这个工作。对他们你有什么话说？

李舸：首先表示衷心感谢。其次，武汉有武汉的纪律，目前是不可能的。刚才我说了，我们摄协没有能力把武汉以外的摄影师调过来，我更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权利。我们能做到的，是把更多在武汉参与报道的摄影记者和宣传干部调动起来。

特别提醒

在全民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

广大摄影人须遵守防范疫情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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