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泽察，郝文武等∣教育对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西北连片特困地区农村经济与教育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化和人力资本的匮乏容易导致贫困家庭后续发展乏力而无法脱贫或返贫。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户家庭成员文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是摆脱贫困和阻断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也具有基础性和长效性的作用。我们对西北连片特困地区核心区域农户家庭的经济与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后发现：农户家庭的收入/消费结构单一，教育投入的经济负担重，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正效益显著；贫困家庭人力资源薄，后续发展潜力弱，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与非贫困家庭发展差异明显；对摆脱贫困的具体教育需求程度高，且分布较集中。因此，我们应该把教育扶贫与经济扶贫相结合，加快推进农村教育普惠性改革，实施“教育下移”计划，推进教育进村入户的精准服务。

关键词: 精准扶贫, 人力资本, 摆脱贫困, 普惠性教育, “教育下移”计划

作者简介：蒙泽察，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一、引言

二. 研究设计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四、结论与建议

一、引言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中西部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早在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要求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主战场，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西北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南疆三地州24个县、六盘山区61个县、吕梁山区7个县、秦巴山区38个县和四省藏区42个县，共172个县，占全国25%。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6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西北五个连片特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共计773万人，占全国连片特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26.89%，平均贫困发生率为15.1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833元，人均消费支出5875.2元，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7525元和6573元）。从劳动力分布的产业来看，83%的女性劳动力和62%的男性劳动力主要分布在第一产业。在总体扶贫资金中直接或间接用于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占40%，而农村中小学建设为主的教育扶贫资金仅占3.7%。连片特困区由于地理环境比较恶劣，贫困人口的文化、人力等资本的匮乏，人口结构性改变难度大、周期长，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贫困代际传递特征明显。财物植入性经济扶贫能在短期内帮助贫困家庭改善经济水平和摆脱贫困，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续发展乏力而返贫的贫困陷阱。

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户家庭成员文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是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如果贫困家庭过于依赖政府救济和社会福利，会使子代容易丧失生活自信，陷于贫困陷阱中（Mead，1992，p. 7）。家庭经济之贫和教育之贫都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特征。父代低收入会遗传给子代，体现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等社会因素方面（林闽钢等，2012）。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的匮乏，会加剧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得贫困家庭子代容易处于发展性劣势当中。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最早用“贫困文化”来解释贫困传递，认为长期贫困生活容易使穷人形成独特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从而加剧后代贫困（Lewis，1959，p. 215）。此外，贫困家庭父母的学历和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之间有紧密联系，贫困家庭父母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也越高（高贵忠，2012）。由于教育投入的产出是一种周期较长的间接性效益，这又可能直接加重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资源受限”理论认为：由于贫困父母始终处于经济危机的状态，因此他们难以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用于开发孩子的人力资本（贝克尔，2005，第318—325页）。因此，有学者认为，发展农村教育，应当依据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多元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当渗透结合本地需要的职业教育内容；在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应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农业技术培训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坚持技术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实践能力（万运京，2008）。

由于家庭的收入/消费结构及其关系、文化水平、人力资本、教育期待和教育投入等方面因素决定了家庭的经济与教育发展状况，因此，贫困家庭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提高家庭的文化、人力等资本水平，提升内生性脱贫的能力和转变发展观念，才能摆脱贫困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在发展的根源上，我们需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度和参与度，提升家庭的人力资源水平和存量。同时，教育扶贫要规避不利因素，杜绝因学致贫甚至“弃学”的事件发生。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教育在扶贫过程中兼具目标与手段、任务与工具的双重属性，应先扶“教育之贫”，再“依靠教育扶贫”，在追求扶贫效率的同时，认识到教育扶贫的长效性（郝文武等，2017）。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教育对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基础性和长效性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教育又是如何影响家庭发展的？本文从农村家庭经济与教育发展相互关系的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这四个维度分别是：家庭收入/消费结构与贫困关系、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及其代际关系、致贫归因与扶贫情况、对教育的认识与摆脱贫困的教育需求。

（二）

分析思路与方法

根据本次调研的问题、目的和内容，我们采用典型调查法与地图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西北连片特困地区核心区域农村作为调查点深入调研，并以调查点为中心，将周围十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家庭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随机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我们以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家庭为对象，采用质性和计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从研究问题的四个维度展开实证比较分析，并结合研究结果，提出改善和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户家庭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三）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西北4个连片特困区5个国家贫困县共8个调查中心点，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800份，有效问卷654份，有效回收率为81.75%，其中贫困户占50.76%，非贫困户占49.24%，有效样本分布见表1。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农户家庭收入/消费结构、贫困情况与教育投入关系

农户家庭的收入/消费结构及其关系既是体现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标志，也是衡量或测评一个家庭贫困程度的标准。在家庭收入方面，2015年贫困户年均总收入为6 769.91元，人均年纯收入为1 572.86元；非贫困户年均总收入为19 868.09元，人均年纯收入为4 101.21元，分别是贫困户的2.93倍和2.61倍。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差异明显。在主要消费方面，贫困户食品支出和教育支出分别占家庭年总收入的60.19%和48.33%，非贫困户两项支出分别占家庭总收入的24.91%和18.02%。从家庭收入和食品支出看，虽然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人均食品支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教育支出方面的数额差异不明显，但由于贫困户家庭年总收入低，这些支出所占总收入比例差异显著，贫困户的食品支出和教育支出两项合计超出家庭年总收入8.53%，属于负债支出（见表2）。

1.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消费结构及其关系。在家庭经济收入来源方面，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主要的收入项目均集中在家庭经营性收入、劳务性或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方面，分别占总收入项目数的46.24%、27.15%、16.40%和30.09%、57.52%、6.49%，各项所占比例差异明显。从家庭经济收入来源项目和所占比例来看，贫困户主要靠务农的农产品经营性收入和政府救济、扶贫款项等收入为主，非贫困户主要靠务工或工资所得为主。在家庭支出项目方面，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主要的支出项目均集中在食物、医疗和文化教育方面，分别占总支出项目数的22.33%、23.29%、14.83%和27.25%、21.59%、11.95%，所占比例差异不明显。从农户家庭的收入/消费项目结构及所占比例来看，农户主要收入项目结构及来源较单一，且不稳定；主要消费项目集中在日常生活必需方面，消费结构较为单一（见图1）。

图 1 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支出项目结构

2. 关于农户家庭收入/支出与贫困关系。目前，全球广泛使用的测量贫困标准有两类，一类是世界银行的收入/消费标准；另一类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维贫穷指数”（MPI）（王小林，2017，第38页）。我国农村的贫困标准分为农村贫困标准和农村低收入标准，而目前的贫困标准是将两者合二为一。2011年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扶贫标准定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据2015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变动，2015年相应的贫困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2855元（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6，第5页）。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尚有部分贫困户家庭的基本食品支出大于家庭总收入，处于深度贫困线以下，其家庭收入与食品消费关系见图2。

图 2 2015年贫困户家庭收入与食品消费情况

根据我国目前的贫困测算指数，参照《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6》的农村贫困测算标准（鲜祖德等，2016），我们将食品消费/支出用家庭总收入、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函数来表示，具体如下：

FE=f(InC,H,D)

其中， FE 表示食品消费支出， InC 表示家庭总收入， H 表示家庭特征， D表示地区特征。据此，我们建立农户家庭的家庭总收入、家庭食品消费与家庭贫困关系的模型如下（图3）：

图 3 农户家庭收入/消费与贫困关系模型

根据2015年贫困户家庭收入与食品消费关系（图2），贫困户农户家庭的收入/消费与贫困关系函数 FE 呈现以下特征：

（1）当

时，表示农户家庭的食品消费总额大于等于家庭总收入，H特征显示该农户家庭属于深度贫困户。约1/5的家庭尚处于该阶段，需要在政府扶贫或社会救济的帮助下才能基本解决日常生活所需。这些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负担重，因此在食品、教育等方面需要社会救济或政府精准扶贫的全方位帮助。

（2）当

时，表示家庭总收入基本满足食品消费，温饱基本稳定， HH 特征显示该农户家庭属于一般贫困户。约2/5的家庭处于该阶段。这类家庭的教育等其他投入经济负担较重，需精准扶贫的多方位帮助。

（3）当

时，表示家庭总收入能满足基本食物需求和其他基本消费， H 特征显示该农户家庭已脱贫，处于国家贫困标准线“两不愁，三保障”以上。约2/5的家庭处于该阶段。在扶贫帮助下，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家庭的教育等其他支出相对较宽松，家庭经济与教育需进一步统筹规划。

在教育投入方面，贫困户各个阶段的教育支出略低于非贫困户，两者各阶段教育支出所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差异明显。贫困户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所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较高，非贫困户在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支出所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较高（见图4）。从农户家庭收入/支出结构及贫困程度和总体教育投入及差异情况来看，贫困户逐渐加强了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投入力度。

图 4 农户家庭教育支出情况

注：该图是根据筛选有实际教育支出的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数据来统计的。

（二）

教育对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家庭人力资源结构分析

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源结构直接决定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其结构要素包含年龄、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情况和从事工作的类型等。在年龄结构上，贫困户三代成员的平均年龄大于非贫困户7.46岁，年龄代差（△Yt）不均衡，△Yt第一、二代=15.8岁，△Yt第二、三代= 36.83岁；非贫困户家庭成员的年龄代差较为均衡，△Yt第一、二代=18.18岁，△Yt第二、三代=23.51岁。从年龄及代差来看，贫困户家庭第三代成员会比非贫困户家庭的第三代成员面临更为严峻的家庭成员老龄化问题。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逐代递增明显，受教育年限代差（△Edt）差异不明显。其中，贫困户△Edt第一、二代=2.29年，△Edt第二、三代=1.76年；非贫困户△Edt第一、二代=2.34年，△Edt第二、三代=1.75年。从受教育年限及代差来看，贫困户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代际增量与非贫困户基本一致，但贫困户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贫困户要低1.37年，第一、二、三代分别低1.33、1.39、1.38年，受教育水平差异的代际传递明显（见表3）。

在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情况方面，贫困户家庭和非贫困户家庭户均主要劳动力人数相当，其中，贫困户务农较多，非贫困户务工较多。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家庭主要劳动力总人数相当，年龄集中分布在25—65岁之间，人力资本结构要素差异明显。贫困户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比非贫困户家庭的要大2.52年，尤其是年龄在26—35岁和36—45岁两个阶段的主要劳动力人数，均明显少于非贫困户，且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贫困户低1.22年。其中，贫困户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学历水平，非贫困户多数是初中、高中学历水平。贫困户身体健康比例比非贫困户低10.28%，务农的比例高5.42%，务工的比例低5.25%。可见，非贫困户家庭人力资本结构明显优于贫困户（见表4）。从人力资本结构要素及其差异的代际传递看，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其中，非贫困户人力资本结构明显优于贫困户，贫困户主要劳动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低，身体健康状况差，黄金年龄段（25—54岁）的劳动力偏少，同时家庭成员老龄化问题也更为严峻。

农户家庭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息息相关，而主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又决定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关于家庭总收入和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Yt=f(Xi)=aXi+bi=1,2⋯⋯n

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回归系数a、b：

通过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 R2 ，判断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贫困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总收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227，表示该区域贫困户家庭总收入差异为27.7%，即贫困户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家庭总收入增加约1 671元。关系曲线见图5。

图 5 贫困家庭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总收入的回归关系

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非贫困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总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117，表示非贫困户家庭总收入差异为11.7%，即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家庭总收入增加大约2 266元，关系曲线见图6。

图 6 非贫困家庭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总收入的回归关系

通过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总收入关系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教育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正效益显著。非贫困户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对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效益更好。从人力资本结构要素及其差异的代际传递来看，非贫困户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贫困户，教育对非贫困户促进效益的显著程度更高，而贫困户家庭的后续发展潜力明显较弱。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从而提升家庭人力资源水平，对促进农户家庭经济发展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三）

致贫因素及其归因分析与精准扶贫情况

从表5可见，关于农户家庭发展的致贫因素分为客观条件（T2、T4、T5、T7、T8、T10）和主观因素（T1、T3、T6、T9）两个方面。贫困户认为是主要致贫因素（单个题项选择比例超过50%）的有T4、T2、T8、T6、T9、T5；非贫困户认为是主要致贫因素的有T2、T6、T8、T9、T4、T7。两者主要致贫因素的选项基本一致，但累计比例差异明显，即贫困户更倾向把贫困归因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非贫困户则更多地归因于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在农户家庭的收入/支出结构中，主要支出项目集中在食品、医疗和教育方面，尤其是贫困户的教育支出负担重，但两者在主观上均不认为教育投入是主要致贫因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农户家庭大多认为通过接受教育提高文化水平是家庭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农户家庭的扶贫方面，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认定的贫困户，均可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政府及社会的扶贫款项或参与扶贫项目，精准扶贫基本覆盖。贫困户332户中有324人享受低保，平均每户有0.98人享受低保；贫困户获得扶贫款项和参与扶贫项目的比率为79.82%；在教育方面的经济扶贫资助共占38.86%。非贫困户获得扶贫款项和参与扶贫项目占比不足1%；在322户非贫困户中有63人享受低保。在农户家庭对精准扶贫力度和扶贫方式的满意度方面，数据统计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力度和扶贫的方式总体比较满意，非贫困户的满意度略低于贫困户，差异程度不显著（见表6）。

同时，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精准扶贫主要以政府款项、扶贫项目下发到贫困户家庭、奖助在校贫困生这三种形式为主。这几种方式对财物短期需求大的家庭以及在校生的帮助较大，但缺乏对农户家庭进行发展资源整合和制定发展规划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教育扶贫方面，精准扶贫主要以集中举办一些农民种植、养殖技能的培训为主，较少对农户家庭的具体发展规划以及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帮助和指导，即缺乏“扶智”和“扶志”。由于大部分农户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依赖土地，凭经验进行种植、养殖，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方式不能形成产业化生产，且农民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精准扶分中的技能培训形式、内容，与农民的需求不太一致，导致对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家庭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有限。

（四）

农户家庭对教育的理解与摆脱贫困的教育期待情况

在农户家庭对教育的理解与摆脱贫困的教育期待方面，我们分别从接受教育的作用、目的和具体需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或参加技能培训对家庭脱贫致富的认识方面，两类家庭之间有明显区别。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认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脱贫的比例分别为71.39%和84.57%，也就是说，非贫困户认为高等教育更为有用，比贫困户高出13.18个百分点。在参加技能培训方面，两类家庭也有显著差异。仅不到1/3的贫困户认为子女参加技能培训对脱贫致富有用，而有超过2/3的非贫困户认为子女参加技能培训对脱贫致富有用，非贫困户的比例要比贫困户高出37.87个百分点。（见表7）。

在关于农户家庭希望子女接受教育的7个具体目的中，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选择较多集中在D1、D2和D3三个方面，总体趋势基本一致。在农户家庭希望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分普通本科院校和中、高等职业院校的选项中，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无一例外都选择普通本科院校（见表8）。关于子女接受教育的作用与目的，全部农户家庭都希望子女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绝大多数家庭均认为接受教育能让子女发展得更好，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区别在于，大部分非贫困户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脱贫致富有用，而大部分贫困户却认为没有用。同时，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多数农户家庭的孩子在无法进入普通本科院校或在家庭难以承担其教育成本时，他们会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甚至有些辍学）就去务农或外出务工，很少有选择读高中或进入中、高等职业院校就读，因为他们认为，读了也没有用且浪费时间和金钱。这也是“资源受限”理论所指出的一种现象，即农户家庭由于经济危机，无法对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发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他们的教育投入力度非常有限。

在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教育需求方面，我们从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或其他教育需求程度等八个方面进行分析（见表9），它们分别是：Q1：子女上学的财物资助；Q2：学习种植和养殖的知识与技能；Q3：学习经商做生意的知识与技能；Q4：获得更多的医疗救助并学习相关的技能与知识；Q5：学习日常卫生保健的知识与技能；Q6：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与技能；Q7：学习使用网络信息技术的知识与技能；Q8：学习休闲娱乐养生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统计和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对各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或其他教育需求在总体上的需求程度较高，但在各具体程度上有所差异。在具体的需求程度排序上，贫困户为：Q1>Q3>Q6>Q2>Q5=Q4=Q7>Q8；非贫困户为：Q1>Q5>Q2>Q6>Q3>Q4=Q7>Q8。两者对Q5、Q7的需求程度差异显著，前者对Q7需求较高，后者对Q5需求较高；对Q8的需求程度差异非常显著，前者的需求更高。

结合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致贫因素选择结果和具体的教育需求程度，我们按四象限法则把具体需求分为四类，即紧迫且重要、紧迫不重要、重要不紧迫和不重要也不紧迫的需求程度。农户家庭各项具体需求分布见图7。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贫困户认为子女上学的财物资助和经商、日常卫生保健、防灾减灾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紧迫且重要，认为种植和养殖的知识与技能较迫切；非贫困户认为子女上学的财物资助和日常卫生保健、种植养殖、防灾减灾的知识与技能紧迫且重要，认为经商的知识与技能较紧迫。两者均认为学习使用网络技术和获得医疗救治的知识与技能较重要，认为休闲娱乐养生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不重要且也不紧迫。

图 7 基于四象限法则分类的农户家庭教育需求坐标系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可知，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家庭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而教育是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和存量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通过分析农户家庭的收入/消费结构、教育投入、人力资源结构后发现，教育对促进农户家庭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农户对摆脱贫困的教育需求程度较高且分布较集中。因此，只有将经济扶贫与教育扶贫相结合，发展和改善农村的教育，发挥教育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长效性作用，才能实现农户家庭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一）

结论

1. 农户家庭收入/消费结构单一，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发展差异明显；贫困户贫困程度较深，教育投入的经济负担较重，但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发现，由于贫困户家庭主要收入项目结构及其来源较为单一，收入低且不稳定，因此他们在食品、教育支出方面的经济负担较重，贫困关系函数FE显示其贫困程度较深。但从教育支出额度及所占比例的分布来看，贫困户也在逐渐加强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投入力度。

2. 教育在促进农户家庭经济发展方面的正效益显著。贫困户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力资源结构要素差异及其代际传递明显，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从人力资本结构要素及其差异的代际传递看，非贫困户的人力资源结构明显优于贫困户。贫困户的人力资源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低、年龄结构不合理（△Yt均值为26.31年）。贫困户劳动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低、身体健康状况差、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力偏少、老龄化问题严重。对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与家庭总收入的OLS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正效益显著，对非贫困户的促进效益程度更高。

3. 不同农户家庭的主要致贫因素基本一致，但归因倾向差异明显；对精准扶贫力度和扶贫方式较满意，但教育扶贫缺乏精准供给，缺乏精准“扶智”和“扶志”。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均认为自然条件差、医疗支出大、缺资金、文化程度低、缺技术等是主要致贫因素，前者更倾向于把贫困归因于客观条件，后者则更多地归因于主观因素。贫困户教育支出的经济负担虽较重，但他们在主观上并不认为它是主要致贫因素。两者对目前的精准扶贫力度和扶贫方式较满意（M>2.5），但缺乏对农户家庭具体发展规划以及发展思想观念的帮助与指导，教育扶贫方式和内容缺乏精准供给，对家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有限。

4. 绝大多数农户家庭认为通过子女接受教育能脱贫致富，对摆脱贫困的具体教育需求程度较高且分布较集中。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绝大多数家庭均认为接受教育能让子女发展得更好，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且都希望子女能接受普通本科教育。在教育观念和发展观念上，两者存在差别。前者大多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脱贫致富有用，而后者却认为没有用。在紧迫且重要的具体教育需求方面，两者均集中在对子女上学的财物资助和日常卫生保健、防灾减灾方面，此外他们还分别有经商和种植养殖的知识与技能方面的需求。

（二）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对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户家庭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推进农村教育普惠性改革，加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反哺力度，合力建设农村教育。在推进教育普惠性改革进程中，应该着重降低农村子女接受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本，减轻农户家庭的教育负担。因此，需要优先加大对贫困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合理统筹城乡基础学校布局和资源配置，实现普惠性的农村基础教育，同时高等教育应设立更多针对农村学生的普惠性项目。此外，加强发达地区、城市和社会对落后的农村教育的反哺力度，建立“一一对应”互联互动的发展机制，使更多的农村子女接受更多优质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破解“资源受限”的理论困局。

2. 实施“教育下移”计划，完善农村教育体系，为农村提供丰富优质便利的教育资源。实施“教育下移”计划，利用外部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建设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将我国丰富多样的教育科研成果和产教融合经验“下移”到农村，为农村提供优质、平民化的教育形式和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加强“三农”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可以由政府主导、社会合力建立“贫困人口——教育培训——就业增收”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产业系统和就业服务平台，以教育为枢纽，着力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源水平，使农村劳动力经过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后能实现就业，在农户家庭增收的同时改变农村贫困人口结构。“教育下移”可以加强高层次教育的改革发展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需要的联系和互动，不仅能够使优质教育资源和高层次人才走进农村基层，而且还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3. 推进教育进村入户精准服务，将“教育下移”计划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有机结合，着力解决对农户家庭发展迫切且重要的教育需求。所谓教育进村入户精准服务，亦即根据每户家庭发展的紧迫且重要的具体教育需求及想法，精准设计发展方案，结合“教育下移”计划，将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知识技能培训有机结合，指导农户家庭成员接受相关的教育活动，解决农户家庭发展的日常卫生保健、防灾减灾、种植养殖等紧迫且重要的知识与技能需求，为其提供具体的就业或开展经济发展活动指导服务，提高教育与生产劳动效益，促进家庭经济发展。“教育下移”计划和推进教育进村入户精准服务能够将教育发展成果的邻近影响效益惠及农村的各层面，带动农村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文化”的发展困局。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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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祖德, 王萍萍, 吴伟. (2016).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统计研究,7(9),4—12
万运京. (2008). 基于新农村建设视角的农村教育发展策略探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6(4),225—226
王小林.(2017).贫困测量: 理论与方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ewis, O.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Mead, L. M.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上期回顾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11期

【特稿】

尹弘飚丨行为观、心理观与社会文化观：大学生学习投入研究的视域转移——兼论中国高校教学质量改进

【影子教育】

张薇、[英]马克·贝磊(Mark Bray)丨影子教育比较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杨钋, 徐颖丨信息资本与家庭教育选择：来自中国的证据

席玮, 李莹丨青少年影子教育参与：学校群体与先赋差异——基于CEPS数据的多水平分析

【高等教育】

崔延强, 卫苗苗丨超越自由教育的逻辑架构：大学通识教育的结构性转向

陆根书, 李丽洁丨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测量工具设计与基本特征分析——基于陕西高校2018届本科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分析

【教师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