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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小说中的“非等价交换”
阅读刘慈欣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刘氏科幻最重要的特质是不断地制造震惊体验。这种震惊表面上看部分源于小说中时空尺度的骤然变化，但实际上人物特写与宇宙全景间的两极跳切、叙事中蛙跳式的飞跃，都是为了描摹故事结构里那个根本性的翻转。正是这一翻转对日常价值的颠覆造成了读者难以言喻的震惊。
为了具体理解这种颠覆与翻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慈欣最早的短篇之一《微观尽头》。小说讲述的是为了解决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争论，进行的一场撞碎已知物质最小单位夸克的试验。在东方核子中心见证这场加速器中高能运动的主要人物，除了物理学家中国人丁仪和美国人赫尔曼•琼斯，便是哈萨克族牧羊老人迪夏提。这三个人形成了两组在刘慈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峙关系，第一组是东方与西方，第二组是科学家与普通人。这里最为关键的对峙是第二组。刘慈欣为了让与科学事业毫不相干的哈萨克牧羊人能够来到控制大厅，用了这样一个理由，“他们认为这个物理学上的伟大时刻，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时刻，所以应该有一个最不懂物理学的人到场。”既然丁仪们占据了物理学的位置，那么牧羊人在这里其实占据的是全人类的位置，也就是说牧羊人的到场，正是一束全人类目光的在场。
对于全人类，这场试验并没有一场足球比赛重要，用小说中总工程师的话说“我们并非世界中心，试验结果出来后，能出一条三十秒的小新闻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对于理性经济主体为单位，以等价交换原则运行的现代社会，这场试验的价值约莫可以换算为一条三十秒的小新闻。然而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当刘慈欣的奇迹时刻降临，这场试验的价值便会发生突变，而迪夏提老人正是作者放置在这里提供前后统一参照的度量尺。
这种非等价交换很容易让人想到乔治•巴塔耶的耗费理论，通过对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中论述的“夸富宴”这种不断升级的礼物经济的理论思考，巴塔耶发展出了这一为消费而消费的理念。相对于不断获取与积累的功利性生产，他将非生产性消费所导致的“丧失”视为人类活动更为本源的冲动。而这种耗费行为在宗教献祭场景中有着最为典型的体现，极富价值的牲畜与谷物被毫不吝惜的浪费与毁坏，有限经济中不断再生产的循环因此被迫中断。在刘慈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朝闻道》中，那些走上外星人筑就的真理祭坛，用自己的生命交换十分钟真理的科学家，仿佛正是再现了这种纯粹耗费的祭祀场景。那些拼尽全力阻拦科学家而不得的家人与政客（国家元首们），则表现了系统无法与科学家们商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等价交换关系，谈判的不可能性被凸显，因此这些科学家的死亡也就成为了鲍德里亚所谓的象征死亡。在这种象征死亡面前，系统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挑战，一种抉择性另类价值的在场，让读者得以超越构筑在等价交换原则之上的当代资本主义视域。
外星文明无声无息的到来，无声无息的隐去，人类社会不公平的现实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现，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乡村教师”拯救世界的壮举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无人知晓。与《混沌蝴蝶》中靠一己之力帮助祖国南斯拉夫对抗北约的亚历山大一样，李老师们无论成功或失败在这个符号自身运作的等价交换的世界里，能够得到的只是一份悲情。刘慈欣不满于这样的悲情，在后期的小说中他更倾向于中断这个日常性的世界，召唤一种殊异政治经济结构的莅临。在一种创造出的“新常态”下，非等价交换的耗费模式才能够更为顺理成章地展开。《三体》系列里耗费巨大资源的面壁计划、天梯计划（“只送大脑”）都是类似的状况，这些计划在开始时换取到的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而第二次交换依靠的则是作者用奇迹创造的那个将临的未来。
月风暴
然而需要辨析的是，刘慈欣对六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并非简单挪用，在他的小说中引发情势根本变化的不是知识分子、学生和革命家的运动，而是科学导致的某种巨大外部力量的降临。在后期的大部分小说中重点描绘的也不是变革世界的时刻，而是如何面对这个已经变革了的世界。这与苏东剧变后，我们身处的“告别革命”的语境有关，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乌托邦的发生，但依然可以相信某种极限灾难状态中个体的牺牲。也就是说刘慈欣将六十年代整体性的时代精神，改写为了将会影响时代的个体英雄主义行为。
例如在《吞食者》中，面对外星人没来得及吃干榨尽的地球，曾经进行了惨烈的地球保卫战的元帅和战士，再次选择了不等价交换，主动放弃生命，把自己置换为蚂蚁的食物，而要等待的交换是地球的重生。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吞食帝国带走作为小家禽饲养的甘于苟且偷生的绝大多数人类。
也就是说作为文本中言出法随的上帝，刘慈欣把一种将临的未来许诺在作品里，以帮助人物跳过断裂的鸿沟。正如《三体》中大史对于蝗虫的阐发——人类没有办法灭绝蝗虫，三体也不可能轻易灭绝人类。小说中那些不可思议的庞大计划正是在这个对于生命尊严和人类希望的许诺下展开的。个体的耗费与牺牲，无数的不等价交换所要迎来的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敞开的未来。（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种未来将以何种方式降临。）
而这个我们可以在科幻中重新寻获的未来，恰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六十年代所不再拥有的。而这也是阅读刘慈欣式的作者时面临的挑战：当我们快意地撕碎看似亘古永存实则晚近短暂的主导法则、象征秩序时，我们是否同时相信那无限的耗费中投注着一个将临的奇迹，还会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尝试“非等价交换”。如果我们去思考与寻找，也许这个奇迹就不光会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到来，也会在我们经过了反思的人生中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