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整体从他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消失了”：重访六十年代（之二）
9·11发生后我有7年没有访问美国，因为访问美国要摁十个手印，而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罪犯才按十个手印，所以我拒绝访问美国。前年我再次访问美国，还是有一点心理阴暗，我是真的想实地考察一下金融海啸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当然还是得按十个手印。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收获，其中收获之一是我发现，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界，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修辞的转换，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整体从他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和专制，但是这几乎只是同义转换，因为民主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专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所有这种新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的前提是我们假装无视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为——资助各种军人独裁力量，推翻民选民主政府。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判断：“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实力太薄弱，以致他们承担不起来经济起飞及其民主化的过程，不如在独裁的政府之下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来完成最高的经济获益。”
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有关注的话，我推荐一部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纪录片给大家，它叫《Nostalgia for the Light 》，网上翻译成《故乡之光》，这很不准确，那么后来我和我的团队商量把它翻译成《光晨之义》。旁边的照片是它的导演，一个智利政变的逃亡者，这位导演的伟大之处，是他终其一生拍摄了近十部纪录片，而这十部纪录片始终只关于一个主题：智利政变，终其一生他都在实践着一个主题：“活着并且要记住”。他在不断地质询着政治、和平、暴力、虐杀、记忆与遗忘。这部电影获得了全球欢呼，但其实他更著名的一部纪录片是《智利之战》。在《智利之战》中你会看到真的令人痛心的东西，就是经过暴力迫害的人，他们在被摧毁了全部记忆后仍然可以看着那些暴力的图片说：“这个人是我，但是我不记得。”
关于这段历史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死亡与少女》，。但很有意思的是，使我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是数年前的一个新闻报道。那份报纸的国际新闻栏里有两则消息，一则消息说皮诺切克总理，就是那个不想装好人的混蛋，当他的政权终于被推翻时逃亡了。在他逃亡之后，还有一则新闻说，皮诺切克总理返回了故乡。他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他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医，法律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不予起诉了。而他的罪行不仅包括武装政变、武装保卫总统府，还包括他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灭杀。他在智利推展了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肮脏战争，他的牺牲者不是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人，而主要是艺术家、知识分子这样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从人间蒸发。到今天为止，你们去智利、阿根廷、墨西哥，会在特定的日子在广场上仍然看到那些垂垂老矣的人们捧着亲人照片，上面写着：“还回我的亲人”，这就是在那个时刻蒸发了的人们。而且如果大家看诸如《智利之战》《光晨之义》之类的纪录片就会知道，当时他们使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这些政治犯。所以毫无疑问，皮诺切克犯有戕害人类罪，但是这个时候他被赦免了。
引起我震动和深思的是旁边的一条新闻：海牙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健康要求，仍然决定以戕害人类罪来对他展开审判。我一直强调我拒绝一种原则叫两恶相权取其轻，我也拒绝一种立场就是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某一种罪行。当我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当我说“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尝试真正地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意味着我们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
当我们承诺了一份未来的正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记着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红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没有丝毫意愿，也没有丝毫意味为红色高棉辩护，我只是说，当这两桩案件并存的时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这仍是一个胜利者主宰历史的时代，胜利者仍将赦免他们的罪犯，而毫不容情于他们敌人的罪犯。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加倍地可恶，加倍地应该被审判。这正是司空见惯的胜利者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在整个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这才是我会钦佩今天仍然讲述和歧视这些暴行牺牲者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而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使在闭关锁国之中，中国对于世界仍然产生了极端丰富的、复杂的、也许是奇特的影响。上面一张是切格瓦拉访华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这边一张是文革式的游行，大家看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是“坚决支持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还是“革命斗争”？这是当时文革中的中国对于1968年“五月风暴”的回应。下面一张是“五月风暴”的街头照片，他们高举列宁和毛泽东。但事实上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主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因素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因为按照法国史学家的描叙，当时走在大街上的学生高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嘴里喊着“嘿嘿嘿，胡志明”。胡志明是当时越南共产党主席，著名的留法知识分子，也是当时第三世界领袖式人物和整个欧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这说明60年代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元素就是美国的越南战争和越南的抗美战争。
每一条线索都会引出极端丰富的历史线索，引发我们对于历史现状、今天与未来的思考。这里我只是非常简单地提示一下，按照当时越战爆发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批准了越战的要求，原因在于他们说“这是一场边疆之战”。美国的边疆跑到越南来了！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笑？但一点也不可笑，这个边疆是冷战时候两大阵营的边疆，当红色的北越越过了边界线进入南越，这是东方阵营整体地侵犯了西方阵营，就像当年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去打韩国时，整个西方世界动用联合国军是一样的道理。人们没有想到，美国也没有想到，整个世界都没有想到，当美国投入了在二战中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投入了所有最新的军事装备去打击一个东南亚小国时，并没有打服。不仅没打服，还让美军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泥潭，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死亡最多的一场战争就是越南战争。越南变成了一个噩梦，变成了一个泥潭，变成了一个诅咒。
今天我们去美国旅游，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越战纪念碑。它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纪念碑都不一样，它不伸向高处，它伸向低处。它不是无名英雄，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不是一个男性建筑学家，是一个女性建筑学家设计的；不是一个白种建筑师，是一个亚裔女性建筑师设计的。从任何意义上，这个纪念碑都配得上这场怪诞的战争，而从任何意义上这座纪念碑都重新反思和启示着关于战争、和平和死亡。如果把这个纪念碑对照着《集结号》，我们也许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希望你的结论不是主流最希望你得出的那个，说看看美国多民主，看中国只有无名烈士纪念碑，那你们就上了冯小刚一大当。冯小刚的电影让我们去向历史索回死者的名字，是为了再次把它归还给历史，只不过所还姓名的那个历史和再度归还的那个历史不是同一个历史了，前一部历史叫中国革命的历史，后一部历史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