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已死”与技术社会的想象式抵抗

智能时代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范围的隐私忧虑，“隐私已死”的声音不绝于耳，本文以这种隐私趋于终结的话语为研究对象去探寻终结的原因和意义。借助经验材料的研究发现，隐私终结论并非新技术时代的产物，自隐私被法律观念承认起便已出现在学术著作中，并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中扩散开来，形成如今对“隐私已死”的社会化使用。另一方面，从隐私终结论的内部结构中本文寻到三条不同的线索：人们对技术进步营造的监控社会的恐惧、精英人士对隐私无用或可以牺牲的表达，以及学者们对传统隐私观念消逝的反思。这三种不同的声音共同推动了隐私终结论的发展，并赋予终结论持续发声的可能。隐私终结论的呼声背后并非隐私的无可救药或无关痛痒，而是试图营造出隐私终结的缺氧感并传递出可供群体想象的感受，最终通过对技术社会的反向想象对抗隐私真正的终结。

现代以来，每一次技术变革的负面影响中，都能发现公民隐私被侵害的身影。随着技术逻辑更深地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隐私有关的问题持续成为网络社会、数据社会、智能社会的热点，并在诸多社会困境中成为显著话题。如今，无处不在的智能装置和暗流涌动的数据包裹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对个人数据的持续采集和分析来挖掘潜藏的宝藏，以至于不仅隐私危机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连“透明人”、“零隐私世界”这样带有科幻色彩的概念也出现在学术讨论之中（张宪丽，高奇琦，2017；利求同，2018）。放眼未来，对智能技术的复合情绪营造出临近奇点的想象，雷·库兹韦尔对人类大脑新皮质（新脑）的解析，为“人脑与电脑”的嫁接寻找到理论可行性（雷·库兹韦尔，2016：119-121），而马斯克的Neuralink则用真实的行动触碰着人机的边界，挑战着最终极的思想秘密。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关于人与社会的未来该何去何从的反应更加清晰地体现在对隐私的忧虑之中。

本文所使用的“隐私终结论”是对“隐私已死”（privacy is dead、the death of privacy）、“隐私终结”（end of privacy）、“隐私不保”、“零隐私世界”等话语的概括，因为这些话语有基本相同的情绪表达，所以概括为“隐私终结论”。对于隐私终结论的分析不仅仅是对隐私是否会终结、为何会终结的思考，更是对隐私为何不可以终结的意义探寻，如此也形成了对智能时代人与技术未来的回应。基于此目的，本文从“隐私已死”的观念出发，收集相关经验资料，然后纵向发掘话语的源起、内容与意义。这些混合材料涵盖了书籍、论文、新闻和社会化的表达，构成了经验研究与思辨分析的基础。

一、循环的终结：

从权利观念到社会想象的过程

如今，隐私终结论的社会化使用正在逐年增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多数的终结论观点都是横向地审视当下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呈现出对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新兴技术侵犯隐私的担忧（方陵生，2015；王俊秀，2018；Henry Mance， 2019）。即使部分书籍中会引用先前隐私终结论的资料，但闪耀的新技术仍吸引了太多的目光，于是这些文献聚焦于难以抵抗的新型侵犯形式，糅合着对隐私是否会终结的回答。约翰（Nicholas A. John）和彼得斯（Benjamin Peters）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中的隐私终结话题同样发现，绝大多数分析都是奉隐私终结的名义所进行的终结断言，或者是对是否会终结的质疑，抑或是为隐私会面临终结提供某个偶发条件（John & Peters， 2016）。然而，如从纵向的视角来看，隐私终结论并非随大数据或人工智能而来的时代悲叹，自隐私权利意识觉醒以来，每一次重要传播技术的变迁都能捕捉到隐私终结论的身影，经历了从权利观念到社会想象的过程。

（一）终结论的发声

“隐私已死”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使用，隐私被侵犯的忧虑在隐私权萌芽时期的欧洲和美国就存在于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中（文森特，2020：23-28），但只有经历了权利化的洗礼和普及，才成为普遍意义上的终结论。维多利亚晚期的美国，社会充斥着“非现实感”、“失重感”和时间的加速流逝，以柯达为代表的摄影技术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中捕捉真实生活并赋予其实质内容来增强现实感。随着业余摄影的兴起，美国中上层阶级的自我观念发生改变，也将隐私感推到时代的前沿，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的《隐私权》一文正是作为受害者发出的寻求保护的呼声。虽然彼时的“隐私权”并非对隐私的发明，也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清楚地表达了被镜头侵犯者的感受，并标志着隐私作为社会关切的兴起。随后，当纽约上诉法院（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宣布隐私权不存在法律意义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很快形成了立法力量，旨在确认隐私权的存在并提供有限保护（Mensel， 1991）。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不断涌现的隐私侵权案例为权利观念的统一创造了现实基础，从三百多个现实案例出发，普罗瑟（William L. Prosser）将隐私从侵权行为的兜底类型中抢夺出来，创立为由四种不同行为共同组成的单独侵权行为（怀特，2014：189，192），并将隐私概念引入其主持编撰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中，确立了美国普通法对隐私侵权的四重定义。紧接着，1965年的格鲁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Griswold v. Connecticut）一案正式承认了美国的宪法隐私权（艾伦，托克音顿，2019：28）。至此，隐私成为有法律意义的群体观念，“隐私已死”的呼声才具备社会性的力量。

1969年，罗森博格（Jerry M. Rosenberg）出版了最早的隐私终结论论著，书名即为《隐私之死》（The Death of Privacy）。追溯其思想背景可以发现，除了隐私权利观念的普及外，早期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1903到1933年的三十年间，借助标准注册表单、协议、审计等一套覆盖个人从生至死的生命政治技术，美国经历了人口信息统计技术的发展（Koopman， 2019：40）。当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府试图将业已收集到的私人信息融进电子化的中央数据库时，激起了学者们第一轮关于隐私的担忧。1967年，威斯汀（Alan Westin）发表了隐私权划时代的著作《隐私与自由》，彼时，电脑和中央数据库的发展趋势让威斯汀深感公民隐私权利受到严重侵犯，他以较温和的方式探索隐私权走向信息隐私权的可能。略晚于威斯汀的罗森博格则更强烈，他直言，若不赋予人们拒绝个人信息被存储，并有权决定信息被如何使用的权利，我们将会停止对隐私被侵犯的感觉和质疑，正所谓隐私终结了（Rosenberg， 1969：xii）。

（二）终结论的扩散

从罗森博格开始，隐私终结论的话语缓慢散开并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其他文献的视野中。不仅研究隐私权的学者，如卡彭从堕胎引发的判决出发，探讨隐私究竟是终结了（Dead）还是过时了（Gone）（Capon， 2012），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通过终结论表达对技术生活的担忧。1981年，随着世界范围内电子现金交易系统的建立，人们的财务信息向外扩散，即时信贷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隐私危机，面对此情此景，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鲍尔斯（Bruce Powers）一起写下了“隐私之死”（Mcluhan & Powers， 1981）。

世纪之交，隐私终结论迎来新一轮爆发期。期间，《时代》杂志以“隐私之死”做封面，并附上“无论在银行，还是互联网上，甚至在路上散步，都有人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你还能做什么？”（TIME， 1997）。随后，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公开表示“反正你也没有隐私，克服它”（Sprenger， 1999）。麦克尼利的言论激起关于隐私终结论的热议。同期出版的三本书籍也以“隐私的终结”为主题，反映出新技术、公私权力、监控社会如何交织在一起带来隐私被严重侵犯的局面（Whitaker， 1999；Sykes， 1999；Garfinkel， 2000）。随后，“9·11”事件，让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开启最大规模的全球监听计划，《爱国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将前述学术书籍中描绘的监控社会，从技术的可能性变成具体的实施方案，后“9·11”时代的隐私去留成为隐私终结论的又一关注对象。

（三）终结论的想象

经历了终结论的扩散，技术的变革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也日新月异，如今“隐私已死”的说法可以说深入人心。在未来今日研究所（Future Today Institute）发布的《2019技术趋势报告》称，“隐私已死”成为关键要点，监控成为永恒，而我们不再期待完全的隐私（Future Today Institute， 2019）。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隐私已死”，传达着普通人在数字化生存环境里的真切感受。这一阶段隐私终结论已经弥漫着技术想象的味道，如同“数字化崇拜”所反映的技术迷思（莫斯可，2010：20-29），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技术变革同样会带来“隐私不保”的忧惧，并借着隐私终结论发挥到极致。曾经的人肉搜索和当下的人脸识别系统都被冠以“隐私终结者”的名号（王永强，张曙光，2008；方陵生，2015），而当算法推动的“剑桥分析事件”将监控社会的隐秘置于聚光灯下，隐私终结的时代又一次到来（王俊秀，2018）。理查德（Neil M. Richards）正是从迷思（Myths）的角度分析了关于隐私终结的神话，在他看来，隐私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若将隐私视为可以完全保密的信息范围，那它注定是在减少，若将隐私看作对个人信息的管理和使用，那么隐私从未如此活跃过。因此，声称隐私已死是没有意义的（Sarat， 2015：43，47）。约翰（Nicholas A. John）和彼得斯（Benjamin Peters）也有类似观点，但对于隐私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终结的说法，他们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指出，“现代隐私权的讨论一直是终结论式的，因为隐私权是在被侵犯而不是实现的条件下产生的”（John & Peters， 2016）。可以说，对隐私终结论进行研究应当是一项跨越时空的对话和对话语本身意义的探寻，但无论隐私终结是由权利性质所决定的，还是声称隐私已死是无意义的，都没能告诉我们隐私为何不可以死？或是隐私终结论背后的目的与意义。

综合以上的资料来看，隐私终结论有的是普通个体与精英分子表达情绪和观点的话语；有的是新闻界对瞩目的隐私侵权事件，或是名人口中带有终结意味的话语，以及新技术背景下的隐私危机等话题的关注，以此调动公共领域的讨论；还有的是学者们表达一种若不及时进行保护将失去隐私的观点，并在解释新技术带来强大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回答隐私是否会终结。这些复合情绪的表达构成了本文的分析元素，但和终结论本身的真实意义还有很远的距离。从学术研究的现状看，将“隐私终结论”作为观点的研究较多，作为对象的研究较少，且容易得出隐私终结是死循环或无意义的解释。其实，经历了权利观念的普及之后，隐私的终结已超出学者们的理论和观念建构，成为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社会想象”的内容（泰勒，2016：196-202），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通过集体想象达成自身如何与自我、他人、技术和时代相处的共同理解。显而易见的是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如微博、Twitter）通过“隐私已死”等说法表达个人被诸多技术侵犯后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个体的自由表达无需推理，不经论证，既不代表对隐私会不会终结的思考，也不关心隐私为什么会终结，而只是对置身数字化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以推己及人的想象凝结在隐私终结论之下，形成这个时代的群像。

二、因何终结：

隐私已死的三重意涵与互动

从以上对隐私终结论的历时性梳理可见，隐私终结论不仅是一种持续性存在的话语，还在持续中经历了从权利观念到社会想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隐私一次次被推到终结的边缘，却又一次次复兴，并且存留至今，那么隐私终结在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就不再简单。换言之，关于“隐私已死”的表达怎样推动终结论在不同的时空语境里都能找到存在的意义呢？本文认为，隐私终结的话语具有三重意涵：其一，将隐私与技术突飞猛进带来的社会失控结合在一起，可称为发现“隐私之死”；其二，公共领域中拥有影响力的人士在表达隐私无用或可以牺牲的声音，呈现为对隐私价值的贬低，呼吁可以和技术乐观者一起拥抱零隐私的世界；其三，学者们经过对传统隐私观念的反思后认定，隐私已死即旧隐私观念的不合时宜，背后蕴涵着新隐私观念的出现。这三重意涵共同环绕着隐私是否终结的讨论，并推动隐私终结论的发展。

（一）隐私已死之技术监控社会的来临

在美国语境下，隐私与自由的关系是理解隐私意义的关键。20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经历了社会统计技术的普及，每个公民由生至死都被登记在社会保障号码（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之下，开启了个人的信息化之路。当1965年美国政府试图打通国内的数据流通而推行电脑化的中央数据库时，罗森博格的“隐私之死”看见了信息化后的社会具有滑向无限监控的可能。在随后关于隐私终结论的跨时代交流中，技术会如何帮助权力打造有效的监控形式，进而剥夺被监控者的自由，成为“隐私已死”核心。

不断变化的技术持续调动着人们对被监控的担忧，隐私因技术与监控而终结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面对国家数据库形成的“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罗森博格指出，“在国家数据库或中心的监视之下，我们大部分的行动都会被记录并置入永久档案，然后和其他关于我们的重要数据一同存储在磁带中”（Rosenberg， 1969：4，5）。我们不仅无法躲避官方对私人行动的记录，丧失了属于我们的匿名性和自主性，还会被投入一个不会被遗忘的系统中，随着信息利用方式在社会各行各业散开，我们将进入无处不被记录的世界，并承担被错误记录的后果（Rosenberg， 1969：41，45）。因此，建立数据库的技术控制方式让罗森博格感到我们要失去宪法赋予的隐私权利，最终步入机器主导的世界。

罗森博格对隐私丧失的担忧具有鲜明的“老大哥”（big brother）色彩，当西方世界度过了奥威尔《1984》和美苏冷战的紧张氛围后，关于隐私因监控而终结的想象不再紧紧盯着极权主义，而是围绕着自由、技术和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惠特克（Reg Whitaker）的著作是世纪之交对监控带来隐私终结忧虑的代表。从信息与权力的视角出发，去中心化的社会让惠特克看见了全新但更彻底的控制技术，称之为“从监控国家走向监控社会”（Whitaker， 1999：29）。一方面，卫星技术、视频技术、声音技术等新的形式形成“黑夜有千只眼睛”的社会形态，加芬克尔（Simson Garfinkel）称之为“我们奔向的未来不是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某个无所不知的‘老大哥’监视和记录的未来，相反，未来会有一百个小兄弟不断地观察和干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Garfinkel， 2000：3）。另一方面，以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为主的商业实践将社会监控由垂直变为水平，无数私人的数据库秉持不同的目的疯狂获取和挖掘信息价值，此时，“全景圣诞老人”（Panoptic Santa）替代了“老大哥”，他将个人拉入消费社会的参与式监控中，个人抱着获益的积极态度丧失了对监控的抵抗（Whitaker， 1999：89，125，131，139）。“在未来，我们现在仅有的一点隐私将不复存在”，“老大哥”虽然退休了，但隐私离终结却更近了。

“老大哥”、“小兄弟”、“全能妈妈”（big mother）（杜甘，拉贝，2017：119）以及“奥威尔和扎克伯格的相遇”（Andrews， 2011：17）等，关于监控的想象不断发展，“老大哥”及其家族共同成为隐私终结声讨的对象。可以发现，从担心极权统治用权威强制剥夺人们的隐私，到由于难以躲避无处不在的社会监控而丧失隐私，再到沉浸于监视资本主义的温柔中不再抵抗隐私侵犯，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监控升级成为隐私最大的威胁，也是终结论的经典话题。然而，隐私被终结却又不是最终落脚点，比起失去隐私，真正令作者们害怕的是对透明的热情与一往无前。这种对透明的追求正是韩炳哲笔下缺少否定和不可知的“肯定社会”，每个人由内而外地剥削着自己，参与透明社会的建构，最终携手创造一个监控民主化的自由世界（韩炳哲，2019：1，4，80）。于是，在对透明社会的遐想中出现了另一种终结论态度——隐私无益，拥抱技术。

（二）隐私已死之拥抱“零隐私”世界

“反正你也没有隐私，克服它”。世纪之交，麦克尼利的言论引来众多批评，但却是值得重视的代表性声音。虽然隐私的权利观念始于美国中上层精英人士的奔走呼号，然而当其发展为被公民普遍珍视的权利时，同样阶层中又出现隐私是可以放弃的声音。政治领域，拥有秘密长期被误解为社会健康发展的阻力，参议员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秘密是失败者的专利”，人类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往往会导致个人和国家的灾难（Moynihan， 1998）。换言之，“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那就不用害怕”（Solove， 2007），政治家们以此来为透明化社会寻找社会基础。

比政治家更积极的呼声来自商业领域，扎克伯格的公开发言被解读为隐私趋于终结的声音。他说，“人们真的变得越来越舒服，不仅分享更多不同种类的信息，而且更公开地与更多的人分享”（Kirkpatrick， 2010）。若干年后，当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同样谈及中国人愿用隐私换取方便时，隐私乐于被放弃的现象成为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感受。相较于扎克伯格和李彦宏的委婉，曾参与阿帕网（ARPANET）开发的谷歌副总裁瑟夫（Vinton Cerf）在FTC物联网大会上谈到，“隐私可能是一种反常现象”，技术创造了人们的隐私感，而未来我们将越来越难以实现隐私（Edwards， 2013）。隐私无益论的建构力量一定程度上为公民理解隐私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并消磨着个人的排斥行为。也许隐私无益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终结隐私，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如反乌托邦小说《圆环》所呈现的，当“秘密即分享”、“分享即关心”、“隐私即盗窃”反复出现在主人公的世界时，一开始对话语的敏感会逐渐吸收并内化，最终形成接受网络世界规则与秩序的新人。

与此同时，未来主义的痴迷者们相信新技术可以在战争、犯罪、疾病发生前预警，并帮助人们在消费、伴侣、学习、生活等方面获得算法的最优解。要想实现这些好处，只需要将个人信息置于阳光下（公开），因而，“赤裸裸的未来”反倒是值得拥抱的（塔克尔，2014：278-280）。面对数据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多伊尔（Tony Doyle）认为是人们自己默许了隐私的消亡。“鉴于大数据为人们了解自己、控制疾病、智能公共交通的效率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提供了非常可观的好处，人们很可能会认为放弃隐私是值得的”（Doyle，2018）。技术对美好生活的许诺无疑让人们在对让渡信息享受福利的适应中淡漠了对隐私的珍视和期待，正所谓隐私真正的终结应当是我们主动而彻底的放弃。对于普通人而言，隐私是普遍存在但又极易被抢走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北美殖民者将镜头对准印第安人的隐私，还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摄影师用相机捕捉贫民窟的隐秘，普通人都因缺乏能力而放弃抵抗（桑塔格，2014：93，99，110）。如今，新型技术又一次将目光对准了普通用户，智能技术的掠夺性远超于摄影。在超级平台积极致力于打造零隐私世界的同时，拥抱也是一种放弃。

监控社会和拥抱零隐私世界正好形成了关于隐私终结的闭环，消极态度与积极态度间的交互让隐私终结论变得更为复杂。于是，隐私的终结不仅仅是充满无奈的哀叹，还呈现出积极的拥抱，如“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运动的兴起，带来的是一种默许技术对自我的跟踪式监控（Self-Tracking），只要获益多于损失，隐私就可以被放弃（Lupton， 2016；Neff， Nafus， 2016）。但事实是，政客和商人的话语建构和实践努力虽然起到推动作用，但积极的隐私终结论并没想象的那么美好。哀叹隐私终结的人并不想让隐私逝去，而拥抱隐私终结的人反倒具有真实的终结意图。

（三）隐私已死之传统隐私观念的消逝

积极与消极的双向互动构成了隐私终结的循环，在相互否定的关系中出现第三种声音——传统隐私观念的终结。“传统隐私及其观念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型，即从物理空间隐私转向信息隐私……”，面对数字时代的隐私终结，“我们已经无法设想退回到默认设置来保护隐私的传统架构中，只能在接受这个技术现实的前提下讨论如何在个人隐私、创新和安全方面保持平衡”（胡凌，2016：138，144）。传统隐私观念的终结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持此观点的人没有简单落入拯救隐私或放弃隐私的死循环中，而是借助理性思维来分析隐私之死究竟让我们失去了什么。正如理查德所言，“如果把隐私看作是我们可以完全保密或不被知晓的信息范围，那么这种隐私肯定在减少。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信息革命，收集、使用和分析各种个人数据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们把隐私看作是应该用什么规则来管理个人信息的使用，那么隐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过”（Sarat， 2015：43）。

隐私终究是附着于个人，又受到特定时空条件限制的观念，试想处在一个公私消融的信息时代做一个捍卫19世纪末私生活不被干扰的人会多么艰难。幸好历史不是跨越式的，当电子化的信息数据库成为一种治理术，隐私权已无法阻挡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渗入时，威斯汀（Alan Westin）和奥特曼（Irwin Altman）的隐私理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过渡作用。两人都借助关系视角，以对自我隐私的选择性控制为出发点，表明隐私权利是对私人领域的积极管理和调控。随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逐步融合，如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时期，隐私的边界遭遇挑战，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的“情境脉络完整性”思想重塑了隐私的认知思维与考察维度。因此，对隐私权的理解和它的定义一样难以确定，总是随着特定时代的观念发生变化，当隐私终结的话语出现时，既代表着原有观念与当下的不适应，也指向对未来观念的调试。

隐私终结之传统隐私观念的消逝既是对积极终结论和消极终结论的中和，也是将终结的循环变成螺旋式前进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否定‘隐私终结论’，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语境下的‘隐私’问题做出新的区别于自由主义者的阐释”（吴帮乐，2021）。在辩证的否定中，隐私的内涵才能得到发展。可以说，传统隐私观念的消逝肯定了我们曾经珍视的隐私观念，但又否定了传统隐私伦理的当下价值。为了能找到新的合理解释来提供保护，传统隐私观念的消逝必然伴随着新观念的补偿，因此，隐私的终结论是自洽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隐私而言，面向未来的技术还会带来一轮又一轮的危机，隐私不会终结，隐私终结论更不会淡出公众视野，它意味着隐私在新技术背景下需要蜕变。

三、终结的编织：

发掘“隐私已死”背后的社会意义

虽然“隐私已死”的情绪日益高涨，仿佛零隐私的世界在智能时代即将诞生，但了解了隐私终结论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隐私终结论并不是当代新技术的产物，而且在持续的终结中也不会消失。既然如此，隐私终结论很像一个无聊的宣泄口号，沦为无意义的哀嚎。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摆在眼前，不同时代都产生了同样的呼声，且众多书籍都以此为题展开论述，于是对终结论背后的目的和意义的探寻，形成对经验材料更进一步研究的动力。本文发现，与犬儒主义式的隐私终结论不同，隐私终结论的作者主要表达了对隐私面临困境的不满，并为变革性的技术生活找到保留隐私的生存方式。

（一）营造技术社会中的隐私“缺氧感”并将想象迁移

“隐私就像氧气，只有当它消失时，我们才会真正珍视它”（Sykes， 1999：4）。赛克斯（Charles J. Sykes）描述隐私的话语虽是珍惜隐私的呼吁，然而却从另一角度展现了隐私终结论的手法——隐私缺氧感。为了实现隐私终结的情绪，营造一个隐私消失的世界就是作者笔墨最浓之处。在《隐私的终结》开篇有一段描述：一位女商人的日常生活从早饭前登录互联网开始就被普遍利用，她在线点击的日常被记录并用于了解她，她的信息被出售给营销人员用于建立消费者画像，外出活动也被用于安防的摄像头捕捉……（Sykes， 1999：1-2）。虽然这样的生活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但回忆世纪之交的生活方式仍觉不可思议。诸如此类的描绘在每一本关于隐私终结的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在拥抱技术的著作中更是如此。《赤裸裸的未来》中有太多利用隐私的想象，如“这款App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是这样的：它可以感应到你的生物物理信号，收集你的活动频率、情绪、电子邮件、语音等信息。然后，你就可以据此预测你未来的身体状况”（塔克尔，2014：52）。为了消解技术会收集私密信息的事实，预测带来的好处进行了补位，获益的心态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失去隐私的不满。

当然营造隐私的缺氧感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缺氧感的真实与否和想象的现实性密切相关。吉隆·奥哈拉和奈杰尔·沙德博尔特关于隐私终结的著作以“咖啡机中的间谍”为题，谈及对咖啡机被用作侵犯隐私工具的假想，二人明白“它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虽然在现实中不大可能被用来侵犯隐私”（奥哈拉，沙德博尔特，2011：14）。然而这样的想象却有“电子标签”的现实基础，并引向对“智能微粒与混合现实”的思考。可以说，正因为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所谓编织终结的过程中，想象才可以提供看待技术与人互动的视角，我们也因此能够更有意义地探讨如何预防隐私被终结。

作为权利的隐私本是个人化的，但对于隐私被侵犯的感觉却是可以传递的。隐私被侵犯的迁移感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技术如何作用于隐私的想象”不再是个人的危机，而能通过想象引发共鸣，这种想象力量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之作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并且可以成为共同体的情感和行动力量。“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我的通话记录保存在电话公司的电脑系统中。我的记录可能永远不会被人查看，但至少每个月我都会听说一些重大犯罪事件，其中嫌疑人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这种电话记录‘证明’的”（Garfinkel， 2000：15）。这正是社会共同想象的认知过程。如想象社会学所揭示的，借助某些可以感知和共享的符号、图像和故事等文化元素，个人在想象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与其他参与者融合形成群体的集体想象（Fuist， 2021）。隐私被侵犯的事件一旦发生，便用事实证明存在着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侵犯的可能性，自认为同一群体的人们就会陷入怀疑中，作者们正是借助感受的传递将隐私被侵犯的感觉转移到他人和读者中，形成被侵犯群体的共同想象。

（二）通过技术社会生活的反向想象对抗隐私之死

技术是隐私终结难以分离的话题，事实上，只有技术对人的威胁在现实基础上被夸大，对终结的探讨才会有效果。在经典文献《隐私已死吗？》（The Death of Privacy?）中，弗兰金（A. Michael Froomkin）正是用“摧毁隐私的技术”与对以上技术的回应为论文主体。无处不在的监控技术、生物特征技术、卫星监视和以穿墙透视为代表的感官增强搜索技术成为探讨隐私为何面临终结的基础（Froomkin， 2000）。我们的私人行动可能在看不见的地方被记录、加工、分享，之后用来满足我们使用技术的目的，我们能看见的仅是技术呈现出的结果。正如手机可能成为交流和自我实现的授权工具，也可能继续向以促进消费为主要作用的精细跟踪技术发展（Wicker， 2013：15，48）。此时，关于隐私终结的想象更多是揭示技术不想让我们看见的一面，呈现出技术权力对使用者的塑造和规训，而这种反向想象的过程具有社会建构性，蕴含着参与者协调未来并集体行动的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对技术权力的关注先天地带有批判色彩，“隐私已死”并非隐私终结的现状描述，这既是源于作者对技术风险的超前想象，也是隐私缺氧感的体现。如果存在一种“数字化崇拜”的文化现象，一定也会有“数字化抵抗”，“隐私已死”正是“数字化抵抗”的一条线索。可以说，隐私终结的背后并非隐私到了无可救药的处境，需要予以消灭，而是透露着不舍、无奈和欺骗。试想，尽管技术乐观主义者向我们展示着让渡隐私的便利和美好，我们个人也可以一再声称自己隐私的微不足道，但当发现日常谈话被监听并展示在广告页面时，对隐私的态度是否充满挣扎？因此，隐私终结情绪的背后恰恰是对技术社会没有隐私的不满。

“在一个公私界限已经被打破的世界里，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Miller， 2019：xvi）当隐私已死与监控社会难舍难分时，对技术的反向想象蕴含着更深的抵抗性。现代性与监控的关系既是技术带来的治理术的升级——反思性的高度监控（吉登斯，1998：6），又是通过规训的方式让我们的反抗性消融在自己的行为和所拥戴的东西之中——赋予人光亮和自由（福柯，2012：211，219，254）。如此，想象隐私终结的生活与“透明社会”和“技术社会”的忧虑紧密联系在一起，若隐私死去，我们将处于无限光亮的世界，在零隐私世界中做一个透明人，已是生活常态（利求同，2018）；若服从技术的秩序和逻辑，在一个自动化的社会我们将屈服于机器（Rosenberg， 1969：114、115）。于是，“隐私已死”的想象仿佛在进行思想实验，思索着处在一个监视无处不在的透明社会以及技术逻辑和秩序占主导的世界中人何以为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一关于自由的悖论也构成了社会人的原初动力，为了自由将自己束于枷锁，同样害怕失去自由而打破枷锁，隐私终结的想象正蕴含着这样的抵抗性。

（三）寻找技术社会和公民隐私的平衡之路

隐私终结论者有时既是哀叹者也是寻路者，进行完思想实验，问题的最后往往回归现实层面的探讨：关注隐私权该如何保护。若将隐私终结理解为以寻路为初衷，就会发现作者们是想找到特定时空背景下变革性技术与公民隐私保护的平衡与共存方式。或许可以反过来理解隐私终结论，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隐私终结的发声，隐私的价值早已淡漠，隐私将被真正终结。如今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报告、物联网报告、云计算报告等前沿分析纷纷将隐私危机列为技术发展需要防范的对象，隐私侵犯已经是与技术相伴的病症，而隐私终结论就如同针对技术的疫苗一般，无论新旧技术都可以打上一针。

因此，保护隐私不利于社会发展吗？智能时代，隐私数据和社会发展被置于更加冲突的位置，似乎对隐私保护的强调会抑制数据社会的动力。事实上，从隐私终结论的发展过程可以表明隐私与技术社会不仅不矛盾，还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对隐私的探讨没有比“隐私已死”情绪更浓烈的了，隐私的终结虽然一直未发生，但对隐私受到侵犯的预设出现在每一次技术变革的进程中并起到调节作用。中央数据库、互联网、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屏幕技术、手机蜂窝技术都成为隐私终结论的讨论对象，回过头来看，这些技术已经是人类信息化潮流中不可阻挡的力量，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然而隐私终结的作用却是隐而不见的。隐私终结的声音是特定技术背景下的表达，正如在罗森伯格写下《隐私之死》的时代，彼时的公民隐私正处在转折时期，信息化和技术化是那一批学者的共同看见。一方面隐私即将被信息化存储到中央数据库中，另一方面私人数据库的兴起，形成了政府数据库和私人数据库对公民隐私的包围，隐私从“不被打扰”到支持和呼吁“个人匿名”成为显著变化，并产生了对个人隐私信息的积极控制诉求（Rosenberg， 1969：152，153；Westin， 1967：7，33，35）。由此，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呼声揭开了70年代的隐私立法热潮，《公平信用报告法》（1970）、《隐私法》（1974）、《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法》（1974）、《财务隐私权利法》（1978）等均指向信息隐私的保护。

最终的结果是，隐私终结不仅没有让隐私消失，也没有让技术社会停下前进的步伐。正如赛克斯所言，“互联网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只有解决了对通过网络空间传输信息的隐私和安全性的担忧，网络才会实现其高速增长的潜力”（Sykes， 1999：6-7）。隐私终结论背后的隐私保护诉求并没有排斥社会和技术，而是建立一个有隐私和自由的技术社会。

四、结语：

作为反抗方式的隐私终结

“如果隐私被概念化为孤立的独立个体对抗社会的消极防御，那么它的逝去也许不需要太深切的哀悼。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角度考虑监视和隐私，作为在社会中塑造个人的复杂因素，前景就会更加令人担忧”（Whitaker， 1999：136）。

“隐私已死”从来不是某人失去属于个人的隐私，而是社会和集体层面的失去，正因如此，作为结果的“隐私已死”不会轻易发生。尽管从表现形式来看，如今的隐私已经脱离公私二元的认知图示，通过分享私人信息来维系网络关系，及借助授权私密数据来获取数字服务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已然展现了一幅隐私不保的社会图景。但不保的并非隐私本身，对隐私的追求是人类本性无法割舍的组成部分，关系着能否有尊严和自由地存在，真正不保的是传统隐私内涵的理解和旧的隐私保护架构。因此，在日益智能的数据社会，“隐私已死”的呼声针对的是数据和隐私间模糊的关系和边界。然而，与数据权力的遭遇纵然具有规训和生命调节的色彩，但隐私终结的话语却不必然是对权力的顺服。正如詹姆斯·斯科特从底层发掘的斗争性中所示，弱者的武器极少以暴力革命向权力宣战，而是以低姿态和自助的形式平淡无奇却又持续不断地斗争，呈现为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暗中破坏等日常形式进行反抗（斯科特，2011：序2-5，34，364）。于是，若将社会想象的建构性与弱者的斗争性结合会发现，隐私的终结是一种借助技术社会想象的反抗方式，构成了推动隐私与特定时代社会相契合的动力，其成立的条件如下：

其一，隐私终结的历史呈现了一幅公权力、私权力与技术合谋的情景，无论是借助监控直接发生，还是通过话语产生影响，我们都面临着权力的规训与控制。生而自由的人即使不明白束缚何在，仍具备反抗枷锁的原初动力。对技术可能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超前预设，营造出隐私的缺氧感，感受到的人初步具备了反抗的动力。

其二，蕴含着社会性的终结需要缺氧感被绝大多数人理解和认同，这样才能构成反抗的条件。尽管在不同的文化和时空背景下，对隐私的理解一直处在变动状态，但隐私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概念（Moore， 1984），对隐私的感知先天地与不可侵犯和需要保护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隐私是与技术社会紧密相关的最明确的权利，人人都存在隐私被侵犯的可能，因而构成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今，全球范围的隐私信息立法热潮使隐私成为更为公认的权利，一方面各国间的数据争夺奉行隐私保护的名义，另一方面以算法歧视、算法透明度、深度伪造等为代表的技术伦理问题都与侵犯公民隐私关联起来。隐私已从权利概念扩散至权利意象，代表着对技术的不妥协，由此成为技术时代明确又好用的武器。

其三，关于技术社会想象的研究发现，在建立社会群体身份的同时，还会提供相应的资源以确保可以直接用于项目的准备和实施（Flichy， 2007：208），透过隐私的反向想象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并证明了反抗的有效性。隐私终结的结果在事后证明，紧随终结呼声而来的是隐私的复苏，从该如何保护到立法推动实际的保护，让隐私嵌入技术逻辑之中，形成代码式的保护，正是符合技术社会的保护方向。技术、社会和个人的隐私在新的观念和架构中和解，形成短暂的平衡。当技术的逻辑和秩序中有了隐私保护的考量，技术社会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会远离透明状态。

行文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隐私终结的话语主要围绕美国的文化语境展开，这一点既是隐私的权利渊源使然，也是由于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本文认为，只有公权力才具有使隐私在社会层面终结的能力，因此，在美国的语境中，隐私终结论的反抗对象是从公权力开始，蔓延到公权力与私权力结合的社会监控，而中国对隐私已死的使用是指向晚近的私权力，如此，对于公权力的一致性态度让隐私终结论缺失了重要的材料。换个角度而言，这也呈现了为何隐私的真正终结源于失去抵抗。

回到本文的开头，智能时代是隐私最透明的时代，如未来今日研究所的报告所言，智能时代的监控力量前所未有得强大，“仅仅因为在2019年只要还活着，你就在有意无意地生成数据，这些数据被挖掘、提炼、产品化和货币化”。然而，隐私却并未因为危机四伏而被放弃，反倒成为最热门的议题，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法规均展示出对隐私危机的高度关注，公开的报告也先于技术的现实情景预设出隐私的风险，用户们尽管很无力但也对“手机被监听”、“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保持敏感和警惕。隐私的关注度，隐私的观念，以及隐私保护的行动也都未如此火热过，这又何尝不是隐私最受瞩目的时代。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隐私前所未有的危机，一部分人用后隐私（post-privacy）来描述这个数据横流的透明时代，但这种“后”又蕴含了一种和生于现代性中的隐私观念进行割裂，以及渴求从超越传统观念中找到新隐私观念的尝试。综上所述，若隐私是一项与人类社会和技术时代不符的权利观念，即便它悄无声息地死亡也无关痛痒，相反，“隐私已死”的反复发声有着更深的意味，本文将其理解为对“技术社会”的反抗方式，通过对技术社会的反向想象驱使技术向善的方向发展，探索新技术现实下的隐私保护架构，最终推动我们珍视的伦理价值在日常实践中出新。这或许正是隐私为何反复在死亡，却又一次次在技术变革中展现新生机的原因。

（俞立根 顾理平：《“隐私已死”与技术社会的想象式抵抗》，2022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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