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洋：志趣与使命的交光互影：中国国际新闻记者职业生涯叙事研究
本文采取职业生涯叙事的研究路径，访谈了（曾）任职于30家媒体机构的70位中国国际新闻记者，关注国际新闻记者如何讲述自身从业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进而考察记者主观的个性和体验在与客观的新闻生产常规互动中形成了怎样的职业认同。研究发现，国际新闻记者的从业动机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对新闻业价值和专业规范的认可，一类是出于对国际政治、多元文化的热爱。目击新闻现场、提供深度解释和影响公众认知是国际新闻记者职业认同中三项最重要的主题，也是国际新闻从业者确立自身职业文化权威的主要方式。但新闻生产常规的束缚和职业社会化的塑造并未消除国际新闻记者的异质性，认识论层面的“国际文化导向”与“新闻职业导向”，以及价值观层面的“国家利益导向”与“世界主义导向”，构成了国际新闻记者职业认同中两个主要的差异维度，共同塑造出富有内在张力的国际新闻实践。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终其一生只能接触到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对遥远国家和陌生文化的认知大多来自于媒体报道。公众对国际新闻的需求，是促进职业新闻机构诞生的重要社会动力，也是不同媒体机构间新闻竞争的前沿地带。游走于异域文化之间的国际新闻记者，在新闻职业共同体中享有独特的职业权威，从19世纪最早的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到20世纪以来的罗伯特·卡帕、爱德华·默罗、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代代国际新闻记者依靠自己在现场发回的经典报道被载入新闻史册。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9·11”事件的爆发，中国民众渴望了解最新的国际形势，激发了对高质量国际新闻的需求。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和部分地方媒体逐渐加大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的投入，在世界各地建立起驻外记者站，同时形成派遣记者出国采访重大国际事件的常态化机制，拓展了国内民众认知外部世界的窗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国际新闻报道的队伍之中。这些身处一线的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怀着怎样的憧憬与期待选择投身这份职业？他（她）们如何认知和理解自己的职业角色？在日复一日的从业经历中形成了怎样的职业认同？
01
文献回顾与理论对话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对新闻记者群体的调查。研究者认为，尽管受到来自制度和机构的种种约束，记者的背景和观点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与类型，而这些新闻报道影响着我们对世界舆论和政策的理解（Weaver， Wu， 1998：2）。最常见的研究路径是社会学取向的经验调查，即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新闻记者的人口背景知识和对自身工作的角色认知，进而借助于描述性统计勾勒出这一群体的总体面貌。
对国际新闻记者实践状况的系统考察始于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访谈了数十位从事外交事务报道的美国记者和外交政策专家，发现典型的国际事务记者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通常具有政治科学、经济、历史或国际关系领域的学习背景，在新闻行业中享有较高地位，一方面是报道事件动态的记录者，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常常参与到事件进程之中，影响官方决策（Cohen， 2015）。科恩经由这次调查而提炼出的“中立者”（neutral）和“参与者”（participant）的二元划分，成为记者研究的经典范式。后续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分解出记者角色认同的两个核心维度：消极/积极和中立/参与。倾向消极的记者只负责客观传递信息，而倾向积极的记者则喜欢在报道中加入自己的评论与解释；倾向中立的记者自视为社会的旁观者，而倾向参与的记者则热衷于投身社会变革的行动（Donsbach， Patterson， 2004）。
沿袭科恩的路径，美国学者斯蒂芬·赫斯先后开展了对美国驻外记者和外国驻美记者的经验调查，研究发现驻外记者比一般新闻记者更加精英化，通常具有国外学习生活经历，家庭条件、语言能力和毕业院校都在同侪中位居前列（赫斯，2010：5-8）。赫斯认为，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自身的年龄、阶级、种族、政治立场等要素，都会影响报道内容的选择和呈现，进而影响着本国受众对世界图景的感知（Hess， 2005）。有研究认为国际新闻记者大都是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因此没有动力推动解决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麦克费尔，2016：216）。
在美国以外，克劳森通过对日本媒体国际新闻编辑室的调查发现，国际新闻记者对自身角色存在双重认知，一方面是面向大众的外国信息的提供者，提供富有人情味的软新闻满足民众好奇心；一方面是面向国内政治经济精英的国际事务评论员，对政治经济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Clausen， 2003：24）。曾苑则根据对101名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的调查分析，总结出传播者、民粹监督者和变革推动者三种角色认同（Zeng，2018）。
国际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记者本人的文化背景和对异文化的敏感意识都会影响国际新闻记者的报道实践。因此，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关注国际新闻记者作为文化中介者的反思性理解。人类学家汉纳兹区分了驻外记者中最常见的三种从业动机：对当地文化感兴趣，热爱在异文化间漫游，纯粹完成工作任务（Hannerz， 2004：9）。曾苑则提出驻华记者的四种惯习类型：环球漫游记者、海外短暂停留者、关注中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和新闻都感兴趣的驻华记者（Zeng， 2019）。此外，还有研究者发现国际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除了受到新闻事件本身的影响外，还会关注事件与本国的地理—符号距离（Gross， Peter， Kopper， eds， 2011：116-117）。
近年来，随着中国媒体在国际新闻领域的投入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国际新闻记者的状况。有研究发现，典型的中国驻外记者是一位30多岁的男性，大约有十年新闻从业经历，在国外居住了约五年，英文表达流畅，可能具有小语种或国际关系等专业背景（Zhang， 2018）。匈牙利人类学家聂保真访谈了一百余位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发现中国驻外记者会与当地公司保持良好关系，以维持信源网络的运转；日常报道选题相对自由，但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时会严格遵从国内政府官员的表态。此外，不同区域的驻外记者工作常规也存在差异，受到所在区域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影响（Nyri， 2017）。
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多数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以派出伞降式记者居多，面临着语言不通、经验匮乏、专业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伞降记者”的自我认同可以区分为定位模糊的交差记者、定位明确的专业化记者和专业主义倾向的敬业记者三类，职业认知的多样性导致其难以形成共同体的职业认同（唐佳梅，2016）。有研究者通过访谈发现，中国战地记者的角色认同是客观记者、翻译、宣传者的混杂，记者负责客观地报道新闻，编辑则负责确保新闻报道符合外交政策并突出与西方媒体不同的中国角度，同时会坚持客观性和平衡报道的新闻规范，以避免受到交战各方的指责（Zhang， 2016：185-186）。对中国战地记者回忆录的分析则发现，“眼睛”与“战士”是中国战地记者最主要的两种角色隐喻（张洋，2020）。
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总结了研究驻外记者的三种可能路径：1.数据统计研究，了解驻外记者的总体面貌；2.人类学研究，理解驻外记者的反思性实践；3.传记式研究，考察驻外记者的个人经历以及对异文化产生兴趣的过程（Gross， Peter， Kopper， eds， 2011：70-71）。上述各家研究，基本聚焦于前两条路径，即数据统计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第三种路径即传记式研究的作品主要是非学术性的记者传记和对知名记者的历史研究，而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出发，采用生命历程叙事的方式考察国际新闻记者的研究为数极少。传记性视角的缺失，使得研究者的研究焦点主要在于国际新闻记者的群体特征和工作常规，却难以深入记者个体的精神世界进行考察，也难以揭示多样化的个体特质与职业惯例和组织约束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关于新闻记者职业角色的考察在方法上以问卷调查为主，往往是从现有研究文献中提炼出若干角色选项，供记者从中选择。这种路径的研究一方面存在角色认知与角色实践相断裂的问题（王海燕，2016），另一方面将记者个体视为特定角色的扮演者，必须遵从某些价值和组织安排的隐性控制，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Morrison， Tumber， 1988），把记者丰富鲜活的职业经历和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化约为抽象的概念，遮蔽了不能被这些抽象概念所涵括的意义。这些意义只有被置于特定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正如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我们对自身行为的解释和理解都发生在特定的生活叙事中，叙事展现每个生命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不能被抽象的理念概括”（MacIntyre， 2016：231-232）。
叙事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新闻学者的关注。汉尼茨和沃斯将记者角色视为记者和媒体机构共同塑造的话语产物，可以分成规范性角色、认知性角色、实践性角色和叙事性角色四类，其中叙事性角色即记者个体宣称其承担的角色，往往是记者对自身实践进行反思的产物。而叙事性角色经过反复的话语实践，又可以得到常规化，促进职业规范的变迁（Hanitzsch， Vos， 2017）。熊慧将目前新闻学关于记者叙事的考察区分为三类：聚焦当下，应对行业内部挑战的新闻话语实践；聚焦当下，应对行业外部挑战的新闻话语实践；聚焦历史的怀旧话语与记忆实践（熊慧，2020：50）。
上述三种叙事实践，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朝向外部的公共叙事，主要目的在于运用话语修辞来塑造新闻职业文化权威，而非借由叙事来达成自我理解，因此研究者也较少从记者叙事中提炼出特定的职业角色认同。保罗·利科认为个体的身份和“自我性”本质上是经由叙事生产出来的，叙事将个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编织成包含着开始、发展、结束等故事情节的时间结构，人们借此为自己在时间中的经验赋予秩序，使之看起来顺理成章，同时也确证了自我在时间绵延中的同一性（范胡泽，2012：12）。利科所说的“自我性”，落实在职业社会学的语境中，便可类同于新闻记者个体的职业认同。这种认同是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流动变化的，是自我的同一性与环境的多样性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经过特定叙事的中介和转化，便可以催发记者朝向实践的行动力量。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将采用一种个人化的职业生涯叙事的方法，关注国际新闻记者如何讲述自身从业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进而考察记者充满主观色彩的个性和体验在与客观的新闻生产常规互动中形成了怎样的职业认同，尝试在一种历时性的叙事中把握记者对自身职业的语境化理解。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深度访谈法来考察中国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叙事，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曾）供职于机构性媒体、主要向中国民众报道世界动态的国际新闻记者。笔者最初通过朋友介绍寻找采访对象，继而采用滚雪球抽样法，请受访者帮助联系其他同行接受访谈。笔者在选择访谈对象时，采用“最大差异法”的抽样原则，尽可能在有限的样本中容纳多元的经验。访谈始于2020年4月，至2021年8月结束，期间总计访谈70人，其中现任国际新闻记者、编辑及前记者总计66人（驻外记者9人），国际新闻实习生4人；受访人曾供职一年以上的机构总计30家媒体，涵盖了中国绝大多数从事原创性国际新闻报道的中央级媒体和市场化媒体。除此之外，本文还搜集了大量由国际新闻记者撰写的文章和书籍，作为访谈材料的补充和参照。
按年龄划分，访谈对象中出生于1975—1979年者8人，1980—1984年5人，1985—1989年8人，1990—1994年38人，出生于1995年之后的11人。从性别划分，男性受访者31人，女性受访者39人。从教育背景看，所有受访者均具有本科学历，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总计53人，占到总人数的76%。从所学专业看，本科学习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有25人，语言类专业的有19人，国际政治类专业12人，其他专业14人。根据笔者的调研材料和受访者的反馈，上述比例大致符合常驻国内的国际新闻记者的实际情况。访谈以面对面访谈为主，与少数记者在不便见面的情况下采用线上访谈，其中与部分受访人进行了多次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半小时至3小时不等，平均时长约1小时，所有访谈均在受访人许可的前提下进行录音。
笔者的访谈设计借鉴了现象学深度访谈的“三轮模式”，即首先了解被访者的生活经历，其次让被访者在其背景中重构生活经历的细节，最后让被访者反思其经历对自己的意义（塞德曼，2009：18-21）。从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笔者邀请受访者畅谈自己的国际新闻从业经历，主要关注受访者围绕两个层次问题的叙事。第一个层次是根据时间顺序线性展开的职业生涯：他们受到何种机缘的驱动而决心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在从业过程中如何习得自己的实践技能，如何适应组织生产常规，如何在实践情境中不断自我提升。第二个层次是对职业生涯中特殊节点的回溯性叙事，关注记者的哪些经历或哪篇报道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哪些时刻冲击乃至改变了记者对新闻职业的理解和对异国文化的态度。刘肇熙在考察中国都市报记者时曾经提出“激励—沮丧—妥协”作为分析记者职业生涯的三元框架（Liu， 2016），受此启发，本文亦将重点考察国际新闻记者在职业生涯中体验到成就感和挫败感的时刻，以此作为职业生涯叙事中非时间顺序的情节，通过对不同情节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建立起整体的叙事结构，从中发现记者的自我期许。
全部访谈的初始转录文本总计约95万字，笔者根据上述问题对材料进行编码，将每位受访者的完整职业生涯叙事进行解剖，提炼出对应的表达片段，再对提炼出的片段进行重新组合。在对编码后的文本进行分析时，笔者会与受访者的完整叙事进行对照，避免脱离文本整体的语境。笔者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理论饱和的检验，下面将概要性地呈现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03
成为国际新闻记者：
从业动机与职业社会化的叙事建构
在记者的职业生涯叙事中，首要的主题是讲述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的过程，其中又包含两个要素：为何选择做一名国际新闻记者，即记者的从业动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新闻记者，即记者所接受的职业社会化。
研究发现，国际新闻记者的从业动机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记者认可新闻业的价值和专业规范，认为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更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这类记者通常具有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背景或曾在媒体从事其他条线的新闻工作，之所以选择来做国际新闻，通常是因为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许多事件的起源和影响都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希望通过国际新闻报道来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寻求更自主的报道空间。例如受访人3（28岁，女，新闻学专业）所说：“我当时做社会新闻面临瓶颈，看到很多个体的悲惨命运，会想要去理解他们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这时必须要跳出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框架去做对照，所以才选择做国际新闻。”
第二类记者的人数更多，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也更为复杂。他（她）们的共同之处是出于对国际政治、多元文化的热爱而选择从事国际新闻，希望借此增进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传递给更多公众。这类记者在专业背景上以国际关系专业和语言文学专业为主，兼有部分人类学、历史学背景，在从事国际新闻报道之前并没有太多新闻实践经历，通常对一般意义上的时政新闻、社会新闻也没有兴趣。这类记者在学生时代通常都有出国交流经历，在海外学习期间感受到多元文化的差异，由此开始关注国际新闻行业。例如受访人63（27岁，女，阿语专业）所说：“其实我是学文学批评的，最早对国际新闻没有特别的兴趣，后来研究生的时候去叙利亚难民组织做志愿服务，我们当时活动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做完以后，有很多记者去采访我们，他们也想让国内民众关注难民的问题，然后就认识了一家国内媒体的记者，开始给他们撰稿，慢慢走上了这条道路。”
除了专业学习背景外，许多记者对国际新闻的兴趣还来自于成长过程中的跨文化身份体验，受到个人或家庭文化身份的影响，对于多元文化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更加敏感。例如受访人33（24岁，男，人类学专业）的经历：“我的祖父母是印尼华侨，所以从小就会关注外国动态，后来读了人类学，我会关注冷战在第三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比如在印尼，政治立场不同的两派相互仇杀，留下了很大的历史创伤，这种思考驱动着我去探究国际事件背后的原因。”
最初怀揣不同动机投身这份职业的记者，都在日常实践中接受新闻生产常规和组织运作常规的规训，在资深记者和编辑的引导下习得专业技能并内化新闻业的规范性角色。非新闻专业背景的记者，往往在入行前对新闻职业理念和新闻操作技能缺少了解，更多会从关心国际问题的读者的角度来思考新闻写作，往往会与新闻编辑室的规范性要求产生冲突，进而被迫调整自己的报道风格，将原先对于国际问题的个人化思考纳入新闻专业的规范之中。例如毕业于国际关系专业的受访人51（30岁，男）在入行之初缺少经验，“跑去采访美国‘蓝岭’号指挥舰的舰长，到了现场之后看到美国军舰很激动，也做了采访，提了问题，最后根据自己的观察，夹叙夹议写了一篇东西，完全不靠谱。后来编辑帮我改，把议论性和评价性的内容完全删去，然后添加很多新闻事实。我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一篇合格的报道，首先要具备哪些要素”。同样学国际关系出身的受访人49(30岁，女)认为：”因为我之前是学国际关系，刚开始做新闻的时候，去做采访小人物的报道，会觉得有一点点落差，感觉很琐碎，跟我之前的训练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但是做得时间久了，慢慢更喜欢这种微观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现在会更愿意做一些人物类的话题。”
新闻专业出身的记者，对于新闻专业规范和新闻操作技巧较为熟悉，但在面对繁复的国际关系背景时常常会觉得知识储备不足，需要长期阅读国际关系、区域历史类的专业读物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同背景的记者一起工作，也可以促进专业知识的流动与共享。例如受访人23（28岁，女）的感受：“涉及外交的各种姿态，今天发表了某个声明，明天做出了某个表态，这些知识背后有很多文章，我一直在学，通过搜集资料和采访，去弄懂一个个事件背后的意义，但直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弄懂了。相比之下，跟我一起入职的同事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她在这方面就比我懂得多。我在开始做国际新闻之前，对国际关系的了解就像一团特别模糊的云团，后来才逐渐清晰起来，但是依旧没有达到一读到某个新闻，立马就能知道背后是什么的程度，而且我可能永远都达不到那种程度。”
第一次出国采访重大国际事件的经历对于塑造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会在记者的职业生涯叙事中密集出现。正如第一次田野考察的经历常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人礼，第一次出国采访重大事件的经历也可以称为国际新闻记者的成人礼，在重大国际事件现场与资深同行的交流与竞争，会使年轻的记者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同时塑造了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期许，以及对“何为好的国际新闻报道”的思考。同时，一起出国采访国际事件的经历可以拓展国际新闻记者之间的纽带，加深彼此感情。在采访现场面对众多强势的国际媒体，“中国记者”的身份会形成天然的凝聚力，供职于不同媒体机构的中国记者倾向于将合作置于竞争之上，为彼此提供必要的帮助。
此外，接受多元文化熏陶、培养跨文化能力也是国际新闻记者职业社会化的重要一环。在出国采访中，国际新闻记者必须在异文化的语境中提出适宜的采访问题，需要与操持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异国民众互动交往。初入行的记者往往会经历“文化休克”，需要努力跨越文化间的隔阂，超越自己原先接受的文化偏见，才能有效地进行原创性的国际新闻采写。资深记者张讴（2018）常驻英国后感叹，“初到伦敦采访，首先要适应伦敦人的冷漠和沉默。英国民众对新闻记者冷淡，甚至采取回避态度，主要原因是英国记者更倾向于批评性报道。你在路边采访路人，他们通常是设法绕过你，或视而不见”。前新华社驻印度记者尘雪（2015：后记）认为：“我是带着从书本和中国人口中间接习得的对印度的偏见来到这里，但作为有着新闻职业性的记者，费了好大力气拨开这些偏见与无知编织的藩篱：印度脏乱差，印度阿三小气，不靠谱，无可救药……亲身接触、了解和认识印度的过程，就是一个解惑、去除偏见和消除无知的过程。”因此，许多国际新闻记者都认为自己在异国工作时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与重要人物采访，而是与当地日常民众的交流。例如常驻印度的受访人20（29岁，女，新闻学专业）所说：“我每天完成工作之后，与印度本地的朋友聚会玩耍，这个时间看起来不是在工作，但实际上是真正帮助我理解印度的社会文化。”
04
寻求意义：
国际新闻记者职业叙事中的角色认同
国际新闻记者普遍具有较好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素养，可以胜任跨国公司或出海中企的公关、宣传岗位。相比这些替代性工作岗位，国际新闻工作的经济回报偏低。坚持从事国际新闻职业的记者，除了认为工作环境自由、可以不断学习新知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认可这份工作的公共价值和利他属性。寻求意义感是国际新闻记者职业叙事的重要主题。难得的采访体验、写出的优质报道以及收获的积极的读者反馈，都会在记者的职业生涯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使他们认为自身的工作富有意义，坚定以此为业的信念。
因此，本文将这种对于意义感的追求作为职业认同的核心，即通过考察记者为哪些时刻赋予意义，如何在不同时刻之间建立起关联性的叙事结构，揭示他们认为自身职业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所系。构成国际新闻记者职业认同核心的是目击新闻现场、提供深度解释和影响公众认知三项功能，可以分别对应于目击者、解释者和动员者三种角色身份。反过来，如果自己的工作难以履行上述三项功能，则会削弱记者的职业认同乃至整个职业的文化权威，是导致记者离职的重要动因。
1.目击新闻现场。正如泽利泽所指出，目击（eyewitnessing）是一种强调和维护新闻报道真实性权威的文化实践（Zelizer， 2007）。而国际报道的地域阻隔使得“在场”的意义尤其显著，驻外记者无论公众知名度还是业内地位都要高于身居国内的国际新闻记者，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的驻外记者往往都有多达数十万乃至千万的粉丝群体，在现场发回的报道备受公众瞩目，也使他们获得充足的职业成就感。除了长期驻外的记者，经常能够奔赴国际事件现场发回报道或者在高端国际会议上抢到向大国元首提问机会的国际新闻记者，也更加容易积累职业内外的象征资本，得到同行的赞美和羡慕。如果能够在现场发现被同行遗漏、通过自己的报道才得以为国内公众所知的信息，记者会更加确证自己工作的意义，例如受访人45（44岁，男，国际政治专业）在刚入行时报道南亚大地震的感受：“我当时到现场采访，去了之后到处问中国救援队在哪里，突然间镜头一转，就看到了中国救援队。这里死了十多万人，如果不是我的现场报道，可能中国人都看不到现场的画面，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相比之下，常驻国内的国际新闻记者，对自身专业地位的评价较低，常常认为自己的工作“活在泡沫中”，不像那些身在现场的同行及国内条线的记者一样，可以亲身见证事件的发展。而缺少现场报道机会又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国际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生产场域中的地位，导致经常被其他条线的同行视为“做编译的”，被排除出新闻生产的专业边界。他们往往需要依靠践行解释者的功能，与这种被贬抑、被误解的弱势地位进行抗争，重新确立自身的职业文化权威。
2.提供深度解释。相比于日常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的解释性色彩更加浓厚。深度报道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采访相关专家、亲历事件的外国人等，提供更多丰富鲜活的细节，同时深入解释国际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新闻生产的方法论维度更偏向于“积极”（passive）一侧，记者的主体性会更加深度地介入报道。记者在进行采写之前通常都需要对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继而收集事实和各方观点来检验自己的预判。深度报道是国际新闻专业性的体现，也可以提升记者和所在机构的行业口碑。国际新闻记者的业务能力和新闻机构竞争的标准，主要在于能否提供新颖的角度和深入的解释，以及能否专访到国内外政界或学界的高端人士。照搬单一信源、缺少信息增量的报道会被认为专业水平欠佳。
但深度报道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远远多于快讯，平均一名国际新闻记者一天可以撰写六七条快讯，但撰写一篇深度报道可能要耗费一周以上的时间，难以维持新闻机构的日常发稿量和流量，也会影响记者的绩效考核及收入。因此无论是驻外记者还是常驻国内的记者，都需要在二者之间平衡处理，将快讯性报道作为应对考核的任务，而将撰写深度解释报道作为践行职业理想的方式。如果能通过多方求证而写出对事件发展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的报道，更会被记者当做自己从业生涯中最满意的成就。例如长期报道中国外交事务的受访人48（31岁，男，国际政治专业）：“我有一次从个人渠道了解到基辛格2017 年来过上海，参加摩根士丹利的董事局会议，当时有中方高层官员专门去拜访沟通，但是媒体都没有报道。我通过求证在现场的外交部人员和摩根士丹利有关人士，从很多方面把这件事情还原出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真正体会到独家报道的魅力。”
3.影响公众认知。国际新闻记者普遍不满足于仅仅客观传递信息，而是期待自己所撰写的报道能够传递某种特定的观念，进而影响公众对世界的认知。通过新闻报道来传递某种有价值的理念，也被赋予了国际新闻记者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例如受访人31（29岁，女，日语专业）所说：“我本人关心环保议题，做了不少关于气候变化和动物保护的稿子，我觉得做国际新闻应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不只是迎合大家的阅读口味。比如我最近写的毛里求斯的稿子，可能没有多少人关心，但我希望能够让这个国家出现在大陆媒体的视野中，让有兴趣的读者了解小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多数国际新闻记者都会留意自己文章在平台发布后收获的评论，如果发现有读者认真阅读了自己的文章并且理解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涵，往往会比成为阅读量高的爆款更令记者感到兴奋。偶尔还会有读者专门写信给国际新闻记者，表示自己阅读报道后受到启发和感动，甚至渴望付诸行动参与国际援助，这种鲜活可感的反馈可以让国际新闻记者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例如受访人52（28岁，女，国际政治专业）谈道：“一篇写伊朗华人包机回国的稿子提到有位德黑兰大学的学生选择留在当地协助捐献物资。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就有个深圳的IT 从业者联系我，说他读了文章非常感动，想要认识这个主人公，后来我就帮他们联系了。”受访人54（28岁，女，国际法专业）也提到自己的经历：“曾经收到过一位监狱服刑人员给我写的信，评论我一篇写中东某国对女性暴力的文章，他说这种话题让他认识了不一样的世界，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糟糕的事情，所以自己还是应该继续努力做一个好人。”
对比之下，如果记者用心写稿希望澄清读者对某些国家的误解与偏见，却发现自己的稿子收获的评论大都是与文章内容无关的肤浅争吵，或是被公众漠不关心，会让记者怀疑自身工作的价值。例如曾经常驻中东某国的受访人62（35岁，女，阿语专业）所说：“最开始做新闻怀着一点理想，想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对某类事情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或者说形成某种普遍的价值观，从而做出更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的决策。但是后来发现自己写出的文章只是滚动条上的一行字，如果自杀式爆炸袭击死亡的人数少于十人，甚至根本不会报道，那么这时候就会产生无力感。”
05
认识论与价值观：
国际新闻记者职业认同的分野
前辈记者的言传身教，同行在工作中的日常交流以及新闻生产常规的约束，构成了国际新闻记者职业社会化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记者之间的差异，塑造出相对凝聚的职业认同，即在真实、客观传递信息的基础上，目击新闻现场、提供深度解释和影响公众认知是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使命，也是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记者、一家优秀的国际新闻机构或一篇优秀的国际新闻报道应当具备的素质。但这种共享的认同并未抹平国际新闻记者群体的内部差异。记者的职业生涯叙事中呈现出多元旨趣，对于自身职业的期待和想象也存在差异。其中最核心的分歧，可以归结为认识论和价值观两个维度，前者可分为“新闻职业导向”和“国际文化导向”，后者则包含“国家利益导向”和“世界主义导向”。二者构成了国际新闻记者职业认同中两个主要的差异维度，共同塑造出富有内在张力的国际新闻实践。
在认识论维度，持“新闻职业导向”的记者会更加强调国际新闻报道与一般意义上新闻报道的共同属性，即恪守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伦理和平衡信源、措辞节制、不作判断等新闻操作策略，会更加注重新闻专业技能的提升，与从事其他条线报道的新闻同行的交流更加密切。在议题选择上，这类记者旨在全面驾驭国际报道中的各类议题，会更多考虑时效性、接近性、反常性、重要性、趣味性等传统新闻价值观和国内受众的兴趣，而非对某个国家和区域具备特殊的偏好，也会刻意避免与报道对象的情感连结影响自身实践的客观性。
而持“国际文化导向”的记者对于专业主义、客观性等新闻职业理念没有特别执着的追求，往往会对报道对象注入更多情感联结，并不回避情感联结和个人经历对自身实践的影响，正如央视驻巴西记者刘骁骞（2020：前言）在回顾自身采访经历时所说：“正是这些人和故事，勾勒出这个国家的形状和褶皱，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暗示了我和这个国家的关系。我讲述的巴西即是我经历的巴西。”受访人50（30岁，女，国际政治专业）也认为：“我有点刻意回避新闻专业的范式，比如财新的报道很厉害，但是他们叙事的风格很刚硬冰冷，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无法打动我，我会跟我的报道对象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在议题选择上，这类记者通常会有格外感兴趣的报道领域，这些领域常常与记者的专业背景、生活经历有关，不会把一般读者的兴趣作为重要的选题依据，受访人33（24岁，男，人类学专业）便认为：“我本身不算很有新闻理想，更多是原先人类学兴趣的延伸，我想了解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当地的人如何看待世界，而不是这个国家为什么对中国重要。在国内大部分记者和读者都是从本国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新闻，关注跟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
在价值观维度，差异体现在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诠释上。持“国家利益导向”的记者怀有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强调国家利益之于国际新闻生产的优先地位，在选取报道主题和报道框架时会自觉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希望通过自己的公开报道和内参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参考，同时严格与国家外交政策、宣传政策的需要保持一致，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斗争中服务于本国的公共福祉。正如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赵忆宁（2012：208）所说：“国际报道的根是中国之树，中国之树的根系凝结着中国价值目标。如果抛弃了中国的价值尺度和准则，就会看不清西方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经济主体的功能，更不能在重大全球战略或者关乎中国利益的战略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
持“世界主义导向”的记者则会强调自身实践不受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认为自己在报道国际议题时只需恪守专业标准报道事实，向中国民众呈现客观真实的世界图景，应当对本国民众的知情权承担责任，而不应按照抽象的国家利益观念进行自我审查。这类记者会强调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报道世界动态，消除民众对外国的偏见和误解，塑造读者的世界公民意识，认为如此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利益更为有利。
从本研究收集的经验材料来看，认识论维度和价值观维度相互独立，即无论记者持有“新闻职业导向”或是“国际文化导向”的认识论，在价值观维度都有可能倾向于“国家利益导向”，反之亦然。但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认同与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总体而言，驻外记者中具有语言、文学类专业背景的从业者比例较高，更倾向于“国际文化导向”，即强调与当地文化的情感联结。常驻国内的“伞降记者”和国际新闻编辑则更倾向于“新闻职业导向”，根据普遍的新闻价值观和职业规范来操作报道。供职于中央级媒体机构的所有受访者都倾向于“国家利益导向”的价值观，而市场化媒体记者则二者兼具，呈现出更多元的身份认同。
06
总结与讨论
国际新闻记者怀着两种不同的兴趣选择投身这一行业，一种是出于对新闻职业的热爱，希望借助国际新闻报道来实现职业理想；另一种则是出于对国际政治、多元文化的热爱，希望借此增进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专业背景和成长经历的记者都在日常实践中接受新闻生产常规和组织运作常规的规训，习得专业技能并内化新闻业的规范性角色，围绕国际新闻工作的意义形成了相对凝聚的职业认同，即发挥目击新闻现场、提供深度解释和影响公众认知这三项功能，完成这些工作所带来的意义感是国际新闻记者职业叙事的核心主题，支撑着他们以此为业的信念。与此同时，国际新闻记者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在认识论维度包含“新闻职业导向”和“国际文化导向”两种倾向，在价值观维度包含“国家利益导向”和“世界主义导向”两种倾向，共同塑造出既统一又多元的职业认同。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可以在两个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理论对话。首先，在普遍性层面，本文通过职业生涯叙事来考察国际新闻记者的角色认同，与学界主流的规范性角色研究、认知性角色研究和表现性角色研究形成互补。规范性角色研究考察记者认为自己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而本文所关注的是记者通过在自己从业生涯中采撷出的片段而组接的叙事，是自己实际所做的工作而非应然层面的职业理想。认知性角色研究关注记者认为自己在扮演何种角色，表现性角色研究关注记者实际上在扮演何种角色，而本文所关注的是记者认为自己所做的哪些工作最有意义，是对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二次提炼。
此前关于记者角色认知的调研，发现传播者、解释者、对立者和动员者是四种最受认可的角色，近年来解释者角色的认知重要性逐渐提高，对立者角色相对衰落（熊慧，2020）。而对于记者角色表现的研究则发现，传播者模式在全球新闻业中最具普遍性（Mellado， Hellmueller & Donsbach， 2016）。本文研究发现，“传播者”角色在国际新闻记者职业生涯叙事中很少被提及，只是作为一种基础性工作被铺垫在背景中，也难以支撑起记者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真正构成国际新闻记者职业认同核心的，是目击者、解释者和动员者三种角色身份，交叠在一起，成为记者职业生涯叙事的焦点时刻。
本文通过职业叙事考察，确认了解释者和动员者这两种职业角色认同的重要地位。而目击者角色的突出和传播者角色的隐匿，一方面可能因为国际新闻生产的特殊性放大了目击者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与本文采用的职业生涯叙事路径有关，具有戏剧性的经历更容易在记者个人的叙事中凸显，而日常化的传播者角色则因其平淡无奇，被置于叙事的后台，视作无足挂齿的工作任务。不同研究路径所发现的职业认同差异，可能揭示了记者对新闻工作职业属性和志业属性的区分（白红义，2013），传播者角色更多被视为完成工作以谋生的现实需要，而目击者、解释者、动员者这三种角色认同则承载了记者渴望改变社会、服务公共利益的理想抱负，也是记者为自身工作赋予意义感的源泉。
在特殊性层面，本文尝试勾勒出中国国际新闻记者的群体内部差异。伯纳德·科恩在考察美国国际新闻记者时，将客观记录现实和试图影响政策作为群体中最显著的分歧（Cohen， 2015：17-19）。但在中国语境下，国际新闻记者一般不会尝试通过国际报道来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而是在本国外交政策的框架下进行阐释和延伸。国际新闻记者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价值观双重维度，其中认识论层面的差异，与记者的学科背景高度吻合，新闻传播学出身的记者会更倾向于“新闻职业导向”，而国际关系、语言文字、人类学等专业背景的记者则会倾向于“国际文化导向”。这种差异源自国际新闻工作本身所需要的复合知识结构，新闻职业规范与其他学科背景的知识训练之间会出现持续的碰撞与融合。
类似的现象可能也会出现在其他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条线记者中，例如财经记者、法制记者、体育记者、医疗记者等。目前新闻学界关于记者的研究更多关注记者群体的总体特征，对于条线记者的特殊性的关注尚嫌不足。路鹏程、王积龙和黄康妮（2020）对中国环境记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其解释者角色的认知程度高于传播者、动员者和异议者。白红义（2020）对气候报道记者的研究发现，气候报道记者的知识学习以及在价值立场与客观中立之间的考量。刘蒙之与刘洁（2021）则考察了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生涯与工作生活条件叙事，勾勒出非虚构写作者不稳定的职业追求。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不同角度可以与上述研究相互参证，期待后续更多研究将记者研究的视角推向细化。
由于研究条件所限，本文访谈到的70位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中仅有9人属于驻外记者，人数较少且均为线上访谈。这使得本文的多数研究素材集中于常驻国内的受访者，对驻外记者群体工作状况的判断相对模糊、简略，可能无法充分揭示驻外记者职业认同中的复杂张力。最后，本文采用记者职业生涯叙事作为研究素材。主要根据叙事中的主题与内容进行编码和提炼。这些叙事资料除了内容之外，还可以从结构、风格、情感特征、叙述者动机等方面进行研究（利布里奇，2019：8）。艾沃·古德森（2020）曾经以叙事强度和能动性为标准，将受访者的人生故事归纳为脚本型、空想型、多重型、聚焦型四类。国际新闻记者的叙事风格属于典型的聚焦型叙述者，他们具有高度的反思能力和娴熟的叙事意识，在讲述自我故事时借鉴了许多文学艺术中的例子和他人的经验，能够运用叙事能力来描绘未来的行动图景。记者在讲述自我故事时所采用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手法，同他们讲述故事的内容一样，都折射出记者对自身职业的理解。本文限于篇幅和精力，对记者职业叙事的形式/诗学维度关注不足，还有待后续研究补充深化。
（张洋：《志趣与使命的交光互影：中国国际新闻记者职业生涯叙事研究》，2022年第3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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